眼下时兴商业文化，包装代替了内容，流行就是价值。原以为像《比较》这样的书刊只能守着寂寞度日，最多指望三、两个甘心坐冷板凳的学生、教授偶尔翻阅几页，不曾想最近销售不错，可见尚学者大有人在，市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价值上来。
中信出版社吴敬琏主编的《比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追求真知和远见的信念，而且还在于它富有创造性的编辑方法。《比较》编辑室借助国际研究力量以弥补国内的不足，在大量翻译国外精品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当今世界上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分支和主要成果，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以及世界各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涵盖面之广和探讨程度之深，在国内若不是独一无二，也属于凤毛麟角。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亚当·斯密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二百多年以来，古典经济学（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和新古典经济学（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一直就是统治这一学科的主流学派，经济学家们经过持续的努力完整地证明了斯密的天才猜想：市场这个“无形之手”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机制。然而在现实中，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市场失效”的现象，例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自愿性失业和资本市场上的信用短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在放松这些假设的条件下研究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以及这些假设的改变如何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斯蒂格里茨指出新古典经济学隐含地假设了完备信息，而现实世界中到处都可以观察到信息的不对称。例如借贷者拥有更多的关于自己投资项目的信息，而银行则处于劣势。借贷者试图利用信息优势获得贷款，将投资项目的风险转嫁给银行，而银行也知道借贷者的策略，对贷款审查格外谨慎。双方博弈的结果是实际信贷量低于新古典完备信息模型所导出的最优值，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不能够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从而使市场出清。斯蒂格里茨在接受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信息经济学和范市式变革”，《比较》第四辑）全面地总结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他同时分享奖金的还有研究劳动力市场上非对称信息的斯潘塞，以及考察了产品市场上非对称信息的阿卡洛夫。阿卡洛夫还因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见“宏观经济学的行为和行为的宏观经济学”，《比较》第三辑）。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不仅信息是完备的，所有的市场也是充分竞争的而且不存在交易成本。科斯在１９３６年证明，在这个新古典的世界中，产权的归属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影响，所有的工业组织如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制度像法律和监管也是无关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然而正如同牛顿的无摩擦物理世界对力学一样，科斯定理成为制度经济学的起点。制度是什么？按照诺思的定义就是游戏规则，其作用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分为四个层次：（１）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宗教、社会准则、传统等；（２）正式的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政治体系和政府，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与合同制度；（３）治理机制，以保证合同的顺利执行；（４）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制度学派认为，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制度的作用极为重要而且经常是决定性的。诺思和温加斯特研究了英国近代史，认为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之后所建立的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奠定了债券市场乃至整个英国金融业的基础（“宪政和承诺”，《比较》第六辑）。奥尔森对比了世界各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提出制度的重要性超越地理位置、自然和人力资源，是各国经济发达程度的决定因素（“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比较》第七辑）。季卫东（“日本经济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比较》第六辑）和卡什亚普（“日本金融危机析”，《比较》第七辑）讨论了日本１９９０年代的金融－经济萧条的制度因素。
法律体系是威廉姆森第二层次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和法学多年来相互渗透产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分支，秦海在“法与经济学的起源和方法论”（第五辑）一文中对此做了综述。格莱泽和施莱弗的“监管型政府的崛起”（第二辑）比较了法庭和监管在执法方面的效率，说明了在什么条件下监管优于法庭，在什么情况下相反的关系成立。许成钢和皮斯托的“不完备法律”以金融市场为例，论证了以监管的方式实现主动立法和执法的必要性（第三、四辑）。
威廉姆森第三层次的制度包括公司治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比较》第五辑集中介绍治理机制。霍普特的“欧洲公司治理机制的共同准则？”从普通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的角度探讨了统一公司治理机制标准的可能性。钱颖一在“政府与法制”中提出政府决策要纳入法制的框架；考夫曼等人的“政府治理机制至关重要”提供了实际数据，说明政府治理机制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施莱弗等人的实证研究（“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第六辑）显示，国有化并没有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上述这些经济学的新分支都是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学者甚至将自己的理论置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名称之下，但是揭示市场失效的原因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的否定，“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意味着回到政府干预和政府管制的老路上去。以斯蒂格里茨对信贷市场的研究为例，既然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配置资金效率的下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强化信息披露，而不是政府分配资金。政府应该做的是颁布关于信息披露的法规和条例，并保证它们的贯彻和执行。换句话讲，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制度的建设和维护，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改进市场的效率，而不是用“有形之手”代替斯密的“无形之手”。
《比较》对经济转型的关注使它有别于其它类似刊物，伯格洛夫等人的“逐步兴起的所有者，日渐衰退的市场？”（第五辑）讨论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机制，“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框架比较”（第二辑）分析金融体系的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罗兰的“转轨与经济学：政治、市场和企业”（第三辑）可以看作是对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综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农村金融、就业、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文章亦值得一读。
中国经济改革之路还很长，愿《比较》继续努力，和中国经济一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