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西学的一种。于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诺贝尔经济学奖算是对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的一种承认。尽管我们都知道，没有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是为着诺贝尔奖而研究经济学的。除此之外，我们当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还知道，对于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诺贝尔奖或许真不重要，如果它不误导我们的话。
说了上面的几句话之后，我才可以放心地继续写下去。
泊金斯（Dwight Perkins），哈佛老教授，多年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也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朋友，2002年底，发表了一篇演说。这演说的题目让我心跳：“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the challenge China’s economy poses for Chinese economists”，《China Economic Review》）。
话题回溯十年，1993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召集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年会”——顺便提及，因为陈昕的不懈努力，人们预期，按照当时的发展趋势，确实有可能形成一个“三联学派”。我在那次会议上提出要重建或接续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传统，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传统。我把当时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的学术努力概括为这样四个相互重叠的环节（汪丁丁“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1）译介西学著作和理论，（2）在中国本土语境里阐释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3）以中国语言重写社会科学，（4）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对话。
这些努力，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努力，是中国学者试图寻求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问题的努力。终于，十年后，泊金斯教授见到了这种努力的意义。他在上引那篇演讲的开篇，表述了这样几个看法：（1）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具有世界经济学意义的学术问题；（2）目前活跃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大多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他们难以避免地从老师那里承袭了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对于那些在学术分工非常细致的西方经济学传统内有意义的经济学问题的敏锐感觉；（3）在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学术研究传统里有意义的经济学问题，完全不必，而且常常不是对中国经济有意义的经济学问题。因为，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它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西方市场社会成熟之前的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问题”，而非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们借以安身立命的无数“小问题”。
显然，泊金斯提出的上列诸看法，意味着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学家能突破他们从西方老师那里承袭下来的经济理论的局限吗？中国经济学研究能以“携泰山以临北海”的气概担当中国现实经济提出的重大问题并且最终超越因成熟而趋于“雕虫小技”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吗？
然后，在演讲的结尾，泊金斯教授告诉那些打算接受挑战的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因中国经济研究而获得一个或更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那么，他们必须：（1）准备关注那些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经济问题，而不是沿袭西方老师们的问题意识；（2）认真调查和深入理解中国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长期因素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塑型作用；（3）依靠在（1）和（2）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中国经济的直觉，详查和体会每一项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含义，不要轻易把现成的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到一堆现成的中国经济数据上，得到一堆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的结论。在经济研究工作中，研究者的直觉比研究方法重要得多；（4）把中国经济研究所得的解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研究所得的解释，通过国际对话，作一比较研究。只有这样，学术传统才不是单纯本土的和偏颇的。
我被泊金斯的演讲题目引得心跳。但毕竟，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就知道泊金斯所论的那番道理。今天，我们的西方老师终于看到“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一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处境的真相。今天，学生再一次比老师走得更远。蔡日方和林毅夫合作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在我看来，恰是对泊金斯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的一次比较成熟的回应。
蔡昉和林毅夫的这本著作，就我的阅读而言，最重要的是第0章“中国经济的历史眼光”，第7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第8章“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在第0章里，作者们提出了两个长期视角下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李约瑟问题和韦伯问题。前者询问的，是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为什么从14世纪以后逐渐陷入停顿并于17世纪以后以加速度落后于西方。后者询问的，是为什么那种被叫做“资本主义”的扩张型社会形态发生在西方社会而未见于西方之外的任何社会。在这一章里，蔡和林提供的经济史数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他们只是要提出问题，并不打算探讨意义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的答案。即便他们有意无意间指出了解答的可能方向，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例如，我可以提出两个方向相反但有同样说服力的思路：（1）文化基因决定了一个社会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陷入停滞状态。这在该文化的价值判断中被认为是与自然环境保持了良好的融洽关系；（2）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源开发，这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和多种可能路径当中，存在这样一种路径，即当人口对资源的比率超过某一阈值之后，技术进步就被诱致到劳动密集型的内卷生产方式中去，并且由于路径依赖而最终陷入停顿状态。
我喜欢作者们写的第7章，是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对目前中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社会正面临或已经挣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前的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相对不足的“后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之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的任务是尽快地把过剩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从而在经济发达的阶段有足够多的人均资本积累来抚养已经进入老龄化的人口。教育、在职培训、终身学习，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就业、住房、健康和医疗服务，则是人力资本维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与后者密切相关的制度，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在所有上列领域里，都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因为“市场”的本性是惟利是图，它不会怜悯弱者，而上列各领域需要帮助的群体，恰恰是市场中的弱者。当然，与前述类似，读者不应当指望蔡和林在这本教科书里给出社会保障体系的操作和解答。
如果说，市场在社会保障领域里比在股票市场里更经常地失灵，那么，市场在资源与环境的合理利用方面，几乎以同样大的可能性失灵。也因此，第8章的讨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里最重要，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种种模糊理解的澄清。作者们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关于“库茨涅茨环境曲线”的论述，关于资源与环境代价如何计量的论述，以及把环境代价的计量方法运用来估算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都是难得见到的学术努力。
最后，还有些缺憾是需要指出的。例如，第0章提出了问题之后，作者无论怎样也应当以一定篇幅论述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对中国长期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影响。又例如，对这本书的论述至关重要的几个概念的澄清：（1）“竞争力”，企业的和工业的；（2）“资源”，狭义的和广义的；（3）“经济发展的成本”，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显然，上列的基本概念无法得到澄清。这表明，作者们使用了太宽泛的概念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而这使得他们的论述的方法论基础，发生了问题。
所以，作为读者，我期待着蔡和林继续努力，写出更成熟的再版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蔡昉、林毅夫/著 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