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学中，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理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从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以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为标志，一百多年来，它的演进和发展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发展之间的一个互动和同构的过程。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必须要解决好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的问题，因此借鉴西方的经验就十分必要。由美国引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与西方最新的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理论“零距离”接触的途径。
（一）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引进翻译的最新版本的美国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教材。原著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自1992年出版第1版以来，1995年出版第2版，2000年出版第3版。现已成为美国大学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本书的三位作者是美国在这一领域最负盛名的专家。W·吉帕 维斯凯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与经济学教授，约翰·M.·维农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E·哈里因顿, JR.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本书篇幅庞大，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体系结构却非常清晰。全书贯穿了以实证分析来说明反垄断和政府经济管制基本理论观点的风格。除了前2章属于总体介绍外，全书内容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反垄断，包括第3章至第9章。这一部分全面讨论了垄断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以及反垄断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第二部分是经济管制，包括第10章至第18章。这一部分深入分析了经济管制的各个领域：从公共企业的自然垄断到运输业、能源产业的经济管制问题。对大量案例的讨论构成了这一部分的主体特色。第三部分是健康、安全和环境管制。这一部分重点对生命安全、产品安全和药品安全进行了讨论。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每一部分都是由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分析起步，再逐渐进入各个具体领域，用案例进行讨论。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通过学习全书，不仅能够受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的基本经济理论的训练，而且可以深入了解近百年来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活生生的实践。因此，本书不仅适合作为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个专业的研究生教材，而且也可以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参考读物。
（二）
据以翻译本书的第三版，不但保留了原书对反垄断问题的理论分析部分，还增加了对许多近年来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反垄断与政府管制问题的讨论。一些最新的案例，如美国政府对微软公司的起诉、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和民航业的反竞争价格的控告、以及对一些大公司合并的制止和对电力行业与银行业的放松管制等，都在书中进行了讨论。在社会管制方面，还涉及到环境、安全和健康领域的管制问题。与中国的教科书比较，文笔生动也是这本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在第6章中，作者为了说明经济学家对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原因的争论，设计了一场虚拟的经济学家围绕一个图表的争论对话：
贝恩：从图6-3可知，规模经济是一种进入壁垒。在位厂商可以将价格定在成本之上，而进入也不会发生，因为它是无利可图的。
斯蒂格勒：但是为什么你说这种进入是无利可图的？
贝恩：理由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新厂商进入，并在最小有效规模下生产，那么整个产业的供给将会是 ＋ 。由于价格跌落到平均成本之下，进入就变得无利可图。当然，一个新厂商可以少生产些，从而降低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损失。然而，因为平均成本曲线是向下倾的，新厂商将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成本上，并且再次招致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入都是无利可图的。
斯蒂格勒：为什么你假定新厂商预期在位厂商保持他们的产量呢？为什么在位厂商在新厂商进入之时，不能略微降低自己的价格 呢？这将会让所有的市场需求和可得利润大概等于 。因此进入是有利可图的。
贝恩：别傻了，斯蒂格勒。你真的相信一个新厂商能通过制定一个较低的价格吸引所有的顾客都转而购买他们的产品吗？
斯蒂格勒：为什么不？
贝恩：有很多理由。比方说，实证研究发现，顾客在转变品牌时总会犹豫。当顾客由于缺少个人体验而对新产品的质量信息掌握较少时，这种品牌忠诚度就会发挥作用。为了抵消品牌忠诚度，一个新厂商不得不提供可观的价格折扣来吸引顾客。
斯蒂格勒：贝恩，我们最终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你所做的是指出了真正的进入壁垒——即顾客对在位厂商的产品具有一种偏好。为了克服品牌忠诚度，一个新厂商必须首先以折扣价来出售产品，或者甚至要派送一定的免费试用品。新厂商为使其产品为顾客所知晓而付出的成本是一种真正的进入成本，它与我的定义相符。而规模经济仅仅是转移了注意力。
好了，一些人不得不留意最后一个词，我们把它留给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吧。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这段对话能使你感受到争论的气氛，并且了解有关规模经济作为进入壁垒的不同意见。
无疑，这样生动的描述不仅对初学者掌握市场理论有很大帮助，而且也为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编写经济学教材的典型范例。
（三）
实际上，本书的翻译工作本身就是由我国反垄断的进程所推动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对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垄断行业进行改革被提到了改革的议事日程。近10年来，理论和实际部门围绕中国电信、中国民航和中国电力系统的改革以及对自然垄断领域和环境与产品安全管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当时我就注意到，讨论这一领域问题的大量文献几乎都引用了这本美国教科书的理论观点和资料。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2000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当高级访问学者的时候。当我在大学书店里发现这本书时，几乎没有犹豫，就花了75美元购买了一本。现在看来，三年前的这个行动还是颇有前瞻性的。这不仅表现在，这本教材在我回国后在厦门大学开设的同名研究生课程中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并且由此开始了翻译的工作。而且还在于，这本教材的内容对我国近年来开展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些试译的章节内容很快就被大量引用。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也在茫茫书海中发现了这本书的价值，及时购买了本书的中文版权，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我联系，组织了翻译出版工作。对这本书价值的共同认识，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现在这本教材的中译本终于出版，为我国读者学习和研究西方现代反垄断与管制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条件。我相信，今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必将证明这部教科书对我国解决反垄断和政府管制问题，并培养出新一代的经济管理高级人才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四）
最后，对本书的书名翻译作一点说明。过去受日文翻译的影响，英文Regulation，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被中译为“规制”，于是出现了“规制经济学”这样的名称。但是现在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还是应该把它翻译为“管制”为妥（可参见张群群和黄涛译的《反托拉斯经济学》后记，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我也同意这个译法。因为，无论是从中文的意思，还是从西方反垄断和政府措施的实际内容来看，“管制经济学”都比“规制经济学”来得妥贴。但是本书的书名并没有按照英文“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的语序，翻译成为“管制与反垄断经济学”，而是把反垄断放在前面，翻译为“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这是考虑到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本书的内容体系。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反垄断才能增加社会福利，因而反垄断也就成为政府管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在本书中，反垄断是作为基本理论和概念放在第一部分，政府的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是作为反垄断理论的应用放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来展开布局的，因此把书名定为“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就比较合适。当然，这并不意味只有这种译法才是唯一的。说来也巧，本书在北京面世的同时，上海也出版了一本“管制和反垄断经济学”的译本。这样，不同的书名正好为两本书同时展开市场竞争，提供了读者区别的标志。另外，图书馆收藏编目也不会混淆。看来在翻译出版界打破垄断也很有好处，这本书就是竞争的产品之一。
（2003年6月）
（《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陈甬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