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几经兴衰的千年文明古国在世界舞台上再次崛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使海外许多人对了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从他们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情中就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对于这个读者群体来说，系统、全面介绍和分析中国经济的合适的基础读物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中国经济自成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差异极大，因此，中国经济的现象和问题本身就会令海外读者费解。而中国人描述中国的问题时，又有自己的一套术语系统和理论框架，与国际不接轨，这就使得外人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变得更为困难。例如，对大陆中国人来讲，诸如“大锅饭”，“铁饭碗”，“承包制”、“户口”、“下岗”这样的名词术语尽人皆知，属于经济问题中的ABC，而对海外人士来说，要搞明白其中的含义，就要颇费一番周折。其二，海外市场上虽然并不乏国外作者撰写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经济的读物，但是，外国作者不太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上中文文献难读使他们笔下描述的中国问题总让人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其中甚至有不少对中国经济的失实、不客观和错误的介绍与分析，更容易误导读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适合海内外读者需要的好的中国经济著述，不仅将具有一种填补空白的功效，同时也是对作者的一种挑战。
现在，我们高兴地读到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蔡昉和林毅夫教授的新作《中国经济》。这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就是海外人士。可以说，由蔡、林两位教授来撰写这样一本读物，是再合适不过的。首先，他们受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能够从海外读者熟悉的分析框架和角度出发，采用他们了解的理论概念来提出、分析和阐述中国经济问题，易于为海外读者所理解。其次，两位经济学家都是中国人，不但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而且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参与了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因此，他们能够把握这场改革的实质，如实地并以亲临其境的感受向海外朋友介绍这一段中国经济的历史，分析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
作者的这些特质在他们合作的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该书的结构采用了海外流行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例，给读者一个清晰的框架来了解中国问题。每章都附有供读者进一步阅读的资料。这些翔实的资料显示了作者本身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文献的厚学博览。在内容的安排上，除了一般性介绍，还选择了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例如，在分析中国工业时，特别谈到了“中国是否能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海内外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在分析方法上，采用了许多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分析手段。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在书中，将一些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通过与海外读者熟悉的一般情况进行对比，用简练的语言将这些“专有术语”表述得清楚明了。比如，海外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的“户口”是什么？“户口”为什么能够限制就业的自由？作者将中国的户籍制度与海外一般通行的居住登记制度作了比较，指出，“这种户籍管理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居住地登记制度不同”。“根据户籍管理规定，一个人出生后，依据其母亲的户籍所在地进行户籍登记”。此后，“除非政府认为有恰当的理由，或按照计划经济的安排，经公安部门批准，才可以改变户籍登记地”。由此，“人口迁移，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第51页）。通过这样的说明，海外读者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是受限制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到非居住地的异地工作，更不要说象欧盟等地那样，自由地选择到另一个国家去就业。又如，关于失业问题，书中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失业问题的由来作了具有历史性的交代，特别对中国特有的“下岗”这种让海外读者区分不清的概念作了准确的解释。书中是这样说明“下岗”的：“在中国，失业问题主要以两种形式表现”：一种形式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失去工作，另一种形式是“失业者离开工作岗位，但保持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企业开办再就业中心，负担下岗人员的福利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第168页）
当然，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经济》一书也还有一些尚待改进之处。近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对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往往需要作历史过程的考察。本书在这方面就有所不足。例如，书中介绍了中国的私营经济问题。私营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无到有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之交的大规模发展和兴起，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现在私营经济无论是在促进出口增长，扩大就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一发展的历程以及私营经济在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似乎都写得不够充分。
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不失为是一本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们一读的经济学佳作。没有作者的深厚的现代经济学功底和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准确把握，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好书的。所以，我很高兴为之作序，并向海内外读者推荐。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写出这样的著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也将有助于促进我们与海外朋友的更高质量的沟通。
2003年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