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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现代经济学前沿 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评《近现代

“超英赶美”作为经济赶超的口号早就提出来过。在经济学领域,尽管还没有这样明确的口号,但国人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企盼已经表露出经济学赶超的雄心。

中国本土并未产生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小学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里的学习不仅包括一般经济学的训练,还包括对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把握。试想,如果我们连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清楚,又谈何赶超呢?

最近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经济学之演进》(以下简称《演进》)一书正是把握经济学理论前沿的有益尝试。

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重点项目“现代经济理论前沿研究”的首期成果,由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纂完成的《国外现代经济理论前沿研究》系列文集的第一集(续集将由新成立的西方当代经济理论研究室承担)。该书共收录了九篇研究论文,均为综述性文章,能让读者在不长的篇幅中了解到: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领域,经济学都进行了哪些尝试与探索,到今天已经“演进”到了哪一步,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等等。

由于《演进》一书涉及的经济学领域颇多,对它的全面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经济学赶超的大背景下、放到把握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努力上,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多了。

 

一、对现代经济学及其前沿的理解

 

《演进》一书的宗旨是“现代经济理论前沿研究”,以掌握现代国外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动态。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前沿呢?《演进》一书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站到了前沿呢?

经济学的前沿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回顾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发展,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基本上可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要做进一步的细分,我们姑且把这个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称作“直觉经济学”,下半叶的经济学称作“分析经济学”。

著名经济学家索洛(Solow, 1997)指出,回到1940年代,对于那些“绅士学者”而言,经济学包含的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制度性的主题。那时的教科书显得“彬彬有礼”、“自由散漫”-----是一大堆观点、例子以及分类的混合。当时的经济学充满着对敏感经济问题的讨论、对时下经济政策的批评以及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对于近期历史的检讨。当时的经济学与现实显得格外贴近,学院经济学家与政府经济学家常常是合二为一的。而形式化的分析则少之又少。这使得当时的经济学成了直觉经济家的阵地。凯恩斯(Keynes, 1924)对此的看法是,“经济学应该是常识与非凡分析能力的结合”。显然,他并不满意于直觉经济学,认为经济学需要有卓越的分析。

或许正是出于对分析能力的强调,到了20世纪下半叶,直觉经济学开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分析工具的重视。比如,索洛(Solow, 1997)认为,1990年代的经济学是“能够直接应用于可观察情境的分析工具之总汇”。有了这些越来越充实的工具箱,经济理论不再以直觉的方式出现而以形式化的方式出现,我们看到的现代经济学是一大堆假设、数学符号以及模型的混合,经济思想反而淹没其中,“形式化倾向”成为现代经济学最突出的特征。

正是这种20世纪下半叶的分析经济学被称之为现代经济学。比如,钱颖一就提到,“我们把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钱颖一,2002)。

与直觉经济学不同,现代经济学看来与现实相距十分遥远。现代经济学一直坚持弗里德曼提出的“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即强调理论的“好用性”,而非假设的“现实性”,这使得现代经济学可以重分析、重技术,而无视一些基本假设的现实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就像中国远古神话中背负着地球的那个神龟一样在背负着经济学大厦。由于理性经济人被视为当然,在过去的经济学发展中,人们只是忙于为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而无暇顾及这块基石是否依然坚固。

如同强调经济人不是傻子而是有着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高明预期的“理性预期革命”一样,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反思正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反革命”。经济人有那么聪明,有那么高的IQ(智商)么?经济人就没有普通人的一些弱点,永远那么冷静和客观么?对于理性经济人理想特征的追问构成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一个主要方向。《演进》一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需要说明的是,对新古典框架中理性经济人范式的突破只是现代经济学前沿阵地中的一块,虽然可能是最主要的一块。

教科书中的理性经济人是精于算计、不带感情、最大化其效用的经济人。不过,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这样的理性经济人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出入。并且,随着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于理性经济人的重构已经露出了曙光。

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古典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需要重新审视:

1)经济人的智商比设想的要低。

原来的模型都是假定经济人的IQ很高。如果A模型中经济人的IQ高于B模型中的经济人,那么,A模型就会优于B模型。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些所谓的理性预期模型是假定它与经济学家的模型是一致的。如果这个模型不够“聪明”,那么它就是不真实的。经济人的IQ完全受制于最聪明的经济理论家的IQ。而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实验表明,这一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经济人(包括经济学家)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其智商比我们设想的要低。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理性预期革命中的主将萨金特1990年代又与理性预期分道扬镳的一个主要原因。

2)经济人是异质的,而非原子经济人。

对于代表性的经济人,我们假定他们都是理性的也不够现实。其实,经济人不是同质的原子经济人,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既有理性经济人,也有所谓准理性的经济人,比如金融市场中的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当市场上有这样两类经济人的时候,其互动模式与互动结果就与正统经济学大相径庭了。在正统经济学看来,理性经济人应该会胜出。而对金融市场的一些研究却表明,准理性的经济人反而可能胜出(De Long et al, 1990)。

3)对人类认知结构的理解有助于纠正经济人的简单化倾向。

很多研究发现,经济人偏离理性选择很远。最典型的如“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所揭示的:损失函数比收益函数要陡峭,这表明人们对于损失比对于收益要更为敏感。

举个例子:假定你有3000美元,可以投资于一个基金,一个月后,这3000美元有80%的可能涨到4000美元,有20%的可能跌到0。那么,你是否选择投资于该基金呢?概率理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应该投资,因为它的平均值大于3000美元(按概率理论,该项投资的期望值=4000×80%+0×20%=3200美元)。但实际调查结果却表明,大约75%的受试者不愿意投资于该基金,只有25%表示愿意投资。

上面这个例子表明,人们忍受不了损失,尽管可能会有所收益。这与将经济人处理成按期望效用来行事的假定显然不一致。

4)经济人是有感情的。

经济人不是冷血动物,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不会永远那么冷静,偶尔也会有凯恩斯所讲的“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这里实际上更深入到经济人的心理层面,比如经济人会有对于是否公平的一种敏感。一项行为经济学的实验表明,在一次最后的博弈(ultimatum game)中,一个倡议者拿出一笔钱,比如说100美元,将其中的一部分X给回应者。规则是,如果回应者接受这X,则倡议者获得100-X,如果拒绝,则两人均将一无所获。通过实验发现,如果倡议者拿出的X低于总额的20%,回应者往往会拒绝。这种显示愤慨的行为显然不够“理性”,但却真实反映出经济人的感情色彩。

具有以上特点的经济人一旦进入实质的经济分析中,经济学的面貌一定会大为改观。而那些“前沿经济学家们”正在为之奋斗。

 

二、《演进》一书如何站到了前沿?

 

对于重塑经济人已经有所进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经济学中还没有看到这些变化呢?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标准理性经济人模型在很多方面作为研究中的特例仍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就如完全竞争模型对于我们研究的意义一样;其二是技术处理上的困难,处理那些理性的、没有感情的经济人比起处理那些准理性的、有感情的经济人来说要简单许多。

不过,《演进》一书中的多篇综述却表明,对理性经济人的反思与重构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效。

比如杨春学的《经济学与利他主义》,就是对于经济人概念的一种拓展。

利己主义假设曾经是经济人的灵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靠利己主义在推动。然而,利己并非经济人唯一的行为方式,利他是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一个家庭、族群中,也存在于一般的社会中。比如,美国在1993年,就有73.4%的家庭给慈善机构捐款,平均金额达到家庭收入的2.1%。而且,有47.7%的人口每周承担4.2小时的义工。这表明,将经济人处理成完全是利己的有违现实。最近30年,利他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正在弥补这一缺憾。《经济学与利他主义》一文对利他主义行为的形式化分析、利他主义的选择机制、利他主义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清理和说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文献的主流对利他主义的经济学分析,仍沿用固有的经济人范式,只是把利他主义或利己主义处理成个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不同行为方式。

以上这种对于利他主义的处理还是局限在经济人理性范围内。事实上,行为主义的实验表明: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利他并非完全出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也愿意做“活雷锋”,即使可能不完全是在最大化其效用。

裴小革的《论国外劳动经济学中的人文因素》则是从另一方向对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突破。所谓“劳动经济学中的人文因素”是指不是将人当作机器,而是当作有意识、有情感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来研究。

在新古典框架内,尽管劳动力市场可能不完善,不能总被出清,但竞争在长期中会使各种职业选择的纯收益趋于相等。但目前这一主流竞争模型正在经受挑战。由于不同心理观念(如歧视)的存在等原因,劳动力市场会产生一种分隔,即一部分人处在“好”的劳动力部门,他们拥有较好的职业、较高的工资,而另一部分人处在“差”的劳动部门,他们拥有较差的职业,较低的工资。而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却较少流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隔现象”呢?裴文指出,人们心理观念的不同会使劳动力市场具有分隔的性质,即一部分人由于受到歧视,会被锁定在劳动力市场的较差部门。

此外,文章还从劳动力是一特殊商品(比如劳动力商品就具有劳动和劳动者不可分割的特性等)、劳动力会受社会关系影响等角度,将抽象的经济人拉回到现实中。

丁利的《博弈论基础》是对博弈论认知基础的探讨,研究指向直接触及经济人理性本身。

文章通过对人类认知结构的深层把握来探讨博弈模型的现实性,实际上也是对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一种探讨。鲁宾斯坦指出:与其说……博弈论是研究理性人的,倒不如说它是研究“人们是如何非理性的”,更恰当的说法是,我们研究非完全或有界理性(Rubinstein,1998)。丁文正是通过讨论博弈论基本解的合理性、其隐含的逻辑基础和知识论假设、这些前提条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对经济人的理性自身进行探究,从而也是对新古典经济人范式的检讨与反思。

不过,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决不局限于新古典理性经济人范式的突破(尽管这是目前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如果将整个《演进》一书都看作是对理性经济人的反思,未免显得有些“削足适履”。实际上,该书在其他方面,比如突出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突破,以及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与综合,也都凸显出浓厚的前沿色彩。

比如不完全契约理论综述(见陈志俊《不完全契约理论前沿述评》)强调信息不完全是形成不完全契约的根源,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正是基于对原有新古典完全信息假定的突破。

对消费与储蓄行为的综述是在另外的方向上展示着经济学的演进。

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分析(见朱春燕、臧旭恒《预防性储蓄理论》)强调了不确定性对储蓄行为的影响。储蓄的发生不仅仅是在生命期内扩展配置其资源,而且还要应对不确定性的冲击,这是对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的拓展。

消费行为的分析(见朱国林《西方宏观经济学消费理论综述》)则是在为宏观经济理论寻找微观基础。这方面的进展一方面是对经验数据冲击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理性预期革命的反应。尽管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在突破经济人范式方面没有新的贡献,但就经济学的发展来讲,在消费理论研究中纳入理性预期仍可以看作是一个进步。消费理论的发展也给我们一点启示: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决不会一步登天,或者指望有一天把过去的一切都打烂,来个彻底的革命。

核心经济理论的发展(见李绍荣《核心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之评述》)突破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是唯一的,只有一组相对价格体系满足帕累托效率条件。核心理论力图证明:一个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若干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系(即所谓的“核心”),即使经济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也可能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均衡汇率模型方面的综述(张晓朴《均衡汇率理论的发展与评论》)介绍了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均衡汇率理论,包括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行为均衡汇率模型、自然均衡汇率模型、Edwards模型等。这些发展一方面包含了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突破,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考察视角的拓宽,即从原来的只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特征,使得模型的现实性与解释力增强。

企业理论方面的综述(见左大培《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指出,虽然我们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当代企业理论所讨论的某些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是以个人最大化理性行为为其分析基点的,而马克思则把资本主义企业中出现的现象归之为资本雇佣劳动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之间的理论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左文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比较与综合的尝试,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综述。

 

三、把握前沿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以上蜻蜓点水式的评述只可能是挂一漏万,无法将论文集中的全部精彩展现给读者。但有一点可能是做到了,那就是指出文集最鲜明的特色在于把握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

如果说全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可能由于是征集文章,在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还无法做到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框架,好的主题(比如侧重于宏观、或侧重于微观、或侧重于方法论等等),以达到全书中的文章在逻辑上有一个呼应。笔者建议,下一次的征文,即便做不到按某个主题来,也可退而求其次,最好能够在导论或序言中阐发各篇论文之间的一些逻辑关联,从而使文集有一个主导的思想或思路。

另外,文集中的有些综述文章囿于文献本身的陈述,对于其中的精髓提炼不够。如何超越原有的综述文献,这是综述作者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最后要说的是,经济学的赶超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也是一场持久战。不是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几篇论文就能解决问题。我们既需要那些有独创性的学术文章,也需要那些系统整理的综述文章。学习总结别人的成果是第一步,然后才能搞创新。在中国,综述文章往往被视为缺少原创性从而不少学者不屑问津。在国外,综述文章都是该领域的大腕捉刀,不仅将发展的脉落讲透,而且启迪未来的研究方向。“现代经济理论前沿研究”课题组的同仁们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即把握发展脉落、启迪未来研究)推出了这本文献综述方面的论文集。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成果,还会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成果。笔者在这里也想呼吁一下,经济学的赶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小组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同仁参与进来,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钱颖一(2002):《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杨春学、李实主编(2002):《近现代经济学之演进》,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De Long, J. Bradford, Andrei Shleifer, Lawrence Summers, and Robert Waldmann (1990). 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 pp. 703-38.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pp.263-91.

Keynes, J. M. (1924),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The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34:135, pp.311-72.

Rubinstein, Ariel (1998), Modeling Bounded Rationalility, MIT Press.

Solow, Robert (1997), How did Economics Get that Way and What Way Did it Get? Daedalus, Winter, 126:1, pp.39-58.

Thaler Richard H. (2000), From Homo Economicus to Homo Sapie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4, No. 1, Winter, pp. 13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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