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本关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由来已久的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大学经济学的时候。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作为十年动乱后第一批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们的求知欲特别的强，但可读的书又特别的少。有关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分析而非仅仅谈贸易实务的书几乎找不到。有一些介绍国际贸易理论的文章和书籍也仅仅提到斯密、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并且至多也只是介绍一下他们的思想而并未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对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几乎没有提及。
国内最早出现的有关国际贸易的经济学教材是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彼德. 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的《国际经济学》第7版(1982年)。林德特和金德尔伯格都是国际经济学方面的著名教授，迄今为止，他们的教科书已连续出版了十二版，而我有幸在1984年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就学时成为了林德特教授的学生。
从1987年秋季起，我就开始了国际经济学（主要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生涯。先在林德特教授和罗伯特.芬斯阙（Robert Feenstra）教授门下做助教，继尔独立开课，并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福特路易斯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
我的第一本介绍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书写于1993年。作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济学普及丛书》之一，我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介绍了有关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中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介于普及丛书的特点，我没有在书中介绍过多复杂深奥的理论，有些理论分析也没有进一步展开。虽然那本书印了30000多册，不少学校也选为教材，但毕竟过于简单，且没有习题。于是，从1996年开始，我就着手撰写一本适合中国学生的较为系统全面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学教科书。
从1996年到现在，一晃6年过去了，而这本教科书却迟迟未能问世。一方面是因为这六年中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总也没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可以坐下来静静地写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对这本书的期望太高，写了改，改了写，总也不满意。有人说，写教科书是剪刀加浆糊，在现代社会里更是电脑加扫描仪。现实中也的确有人如此进行"编著"。然而作为严肃的学者，我们宁可慢出甚至不出，也不能出那些应时拼凑甚至错误百出误人子弟的 教 材。几年的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我真的感觉到，要写一本好的教科书是不容易的。
首先，作者必须对整个理论体系融会贯通，才能全面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表述时又能保持其内在的一致性。要想写一本好教材，必须花功夫读理论原著，而不是去读别人写的教材。将别人的教材重新剪贴汇编无异于抄袭。写书必须使用自己的叙述体系，而不能用别人的语言。只有这样，写出的教材才能不东拼西凑或晦涩难懂，才能使学生对这门学科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
其次，作为教材，必须注意理论的应用。国外的教科书为什么吸引学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书中都有大量的专栏和案例。这些专栏和案例是需要作者花时间去研究、收集和撰写的。书中的许多数据都必须仔细搜集、核实并不断更新。专栏和案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更好地在现实中去运用或检验这些理论。
再次，一本好的教科书要有好的习题。说实在的，出习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的习题并不是让学生去重复各章节中介绍过的理论与概念，而是让学生运用这些理论与概念来分析回答问题。作者在出题的时候必须反复推敲，避免出错而误导学生。有幸的是，书中的大部分习题都已在过去几年中的教学中让学生做过，有些错误也及时得到了纠正。
经过六年的拖拖拉拉和六年的推敲更新，此书终于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年完成出版。作为本书的主要撰稿人，我首先要感谢两位合作者。作为导师，林德特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给过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本书中很多理论介绍得益于他的教科书。王新奎教授对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研究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在本书的早期构思和写作中，他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还要感谢的是我教过的数千名北大学生，包括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心双学位的学生。他们有的用过我93年的书，有的用过我后来发的讲义，对于书中和讲义中的错误地方和不明之处都提出疑问使我有机会改进和修正，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有郭政、钟滨、丁吉、郭铁元、许飞、王钰梅、江琳、于姝洁、汪欣、李大成、黄敏声、朱琴、万书、胡琳琳、王炜、杨琛、孟岭生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章铮教授和北大经济学院的李权教授先后使用过我93年的书和后来的讲义作为教材，并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得到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们的帮助，从查找资料打字画图文字编排，一直到审阅和提出修改意见，蔡荣、陈桂洪、张曦、朱露莎、李宏霞、岳昌君、赵莹、罗嘉、周伟、王宁、郭建宏、韩军、杜杨、李刚、尹海涛、马晓野、张兆杰、孙俊、钟凯锋、秦琦等，都贡献过他们的时间、心血和智慧。其中蔡荣和陈桂洪是本书写作中的主要助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的李斌博士在本书的最后修改和补充中也作出了贡献。
对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何元龙，我既要感谢他对本书编写出版的关心，也要对他表示歉意，因为这本书实在拖得太久。
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小娜，她不仅在本书最后定稿过程中承担了许多文字整理工作，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二十年来，她一直是我事业上最重要的支持者。
海 闻
北京大学朗润园
200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