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用“批判书”形式完成了新学人与新权威的学术对话，可谓是2002年一场有特色的经济学的另类学术交锋，在经济学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下就书中南开大学十位博士对十位经济学家观点质疑的出彩处，作一扫瞄和实录，供读者予以评判。
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经济学的苍白
吴敬琏先生被质疑的观点：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专业精神和平民意识应当集于经济学家的一身的。目前，推进改革最大的障碍还在于既得利益的障碍。只要排除既得利益的干扰，只要监管当局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证券市场就可以变得规范、透明。
卿志琼博士如是说：从我们的立论的角度看，经济学仅“教人以智”和“为民请命”还不够，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没有对现代经济学的特点作进一步反思，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人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未加反思或者未被注意，导致其行为与他所信仰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矛盾。国内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平庸是不知道自己使时代的精神病达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不反省，也不知道要反省一下。这样造成精神信仰的一极不再成为物质信仰另一方对立的张力、紧张和挣扎，或者根本没有前者表达的地盘，于是人类所向往的世界大同格局只有在孔子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才能找到。事实上，改革是权力的一种较量，中国改革的困境中国是以权力革权力。中国股市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规范，而在于能不能规范和规范谁。许多学者有一种自我幻想：以为不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就可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或者绕道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彻底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他们提出的许多好政策、好建议“异化”为权力的角逐场。排除既得利益的干扰，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吴敬琏的理论意义是在不改变政治体制下，找到了问题的根本。但根本问题后面有更为根本的东西。市场经济通过他们这一代呐喊者已深入人心。他们的使命已完成，除非他们再次走在时代的前面。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吴敬琏有过反思、怀疑。同样，我们相信吴敬琏在有生之年对市场经济本身会有更多的反思。
告别精英意识的时代
厉以宁先生被质疑的观点：经济学是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开启民智”的重责。对“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无论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应该把对人的“关心”置于首位，把对人的“教育”视为根本，从而实现从“重物轻人”到“重人轻物”的理念转变。只有这样，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最终说明，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系列基本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最终解决。例如，在公平问题上，认同来自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谅互让，互谅互让是利他之心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美德，是道德的作用，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润滑剂。在转型发展时期，必须强化经济学对人的道德教化作用，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通过启蒙，完成道德重整的任务。启蒙的任务由社会精英来完成。
梁正博士如是说：在转型发展时期遇到诸多难题。比如，在公平问题上，厉以宁提到的互谅互助行为，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出于利他之心，还不如说是一种“保险机制”。在中世纪的动荡环境中，城市是避难的场所，行会是“共济”的组织。会员只有履行了“帮助别人”的义务，才有可能在“倒霉”时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施予”是为了将来的“获得”，助人者的“义举”不是出于乐善好施的美德，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我们揭开了这一层神秘的面纱，互谅互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经济学不讲道德”并不在于它不承认道德的存在，它之所以采取“先小人、后君子”的态度，完全是由于“人人皆有小人之心”的现实。所以，经济学的主旨应当在于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它所关心的应当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来“引导”人，而不是如何通过高尚的伦理来“教育”人。早有学者指出，新加坡良好的社会 风尚和居民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伦理“教”出来的，而是制度“罚”出来的。在一个以平等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中，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只能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自下而上的探索，而不是少数精英或智者自下而上的恩赐。厉先生这一代经济学家的“精英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那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他们所共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的直接体现，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毕竟，他们的时代已经逝去。新的时代呼唤着后继者的到来。
中国股市不相信监护人
萧灼基先生被质疑的观点：中国股市的成绩是显著的，上市公司素质总体上是好的。舆论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要做客观报道，不能仅仅是揭黑幕，对有些经营较好的上市公司要如实报道，增强股市信心。行情好了，股市活跃了，企业就能降低成本筹到资金，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就能增值，就会增加消费，经济会在投资和消费的刺激下增长。所以，要保护股市稳定，保护股市稳定就是保护经济增长。发展股市是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突破口。要像保护人民币汇率稳定那样稳定股市，国家政府也要托市救市。
岩林博士如是说：股票市场是否真正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我们评价股票市场的最根本的尺度。但不幸的是，我国股票市场从诞生时起，就偏离了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因为股市被定位在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服务，股民面临着上市公司和一些会计事物所及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布下的陷阱，市场一次又一次欺骗投资者，引起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不信任。股票市场在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安排下，并没有起到扭转企业经营机制的作用。2001年下半年出现的股市逆转下跌，是由于市场信心丧失所导致的。不计代价的护市、托市、救市，为政府对股市广泛的行政干预提供了依据和借口，从而背离了市场化的正确取向。要使我国的股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去把握，不能以市场行情的变动来动摇立场，应坚决走市场化和规范化之路。现在，许多经济学家热中于出席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在各级政府充当顾问。在这当中，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实际上腹中空空，只能靠老资格和名气蒙人，讲讲空话、大话。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学习和更新知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学无专攻，涉猎广泛，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研究成果，却在对广泛的经济领域发表大量平庸无奇的见解，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经济学家不务正业。有时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活动能力比他的职业素养和研究能力还重要。这也许是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让人感到困惑和悲哀的地方。萧灼基的文章里，立场的成分多，逻辑的成分少，许多结论并没有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假设和推理之上。
谁在妨碍中国人致富？
茅于轼先生被质疑的观点：经济环境使一个国家变穷或变富，而经济环境与经济制度、民族的法治水平、道德标准、生活习惯、文化素质有关。致富之道在于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最核心的是通过自由交换的市场价格机制来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就个人而言，职业道德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就可以大大增加财富，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或发明什么新技术。
潘宏胜博士如是说：财富是什么？如何才能使社会财富更快地增长？这些问题是1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主题，也是近现代贫穷落后国家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不错，致富之道在于制度创新，但引导中国走上致富之路的制度创新应该是一组制度，而不仅是单一的要素配置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一组制度包括了法律体系、政治体制、道德伦理、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是仅仅说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是远远不够的。不可否认，市场机制可以致富，但对于市场机制提高社会福利的能力和可能性则不能高估。因为，第一，市场只能使已经呈现在市场上的各种不同的偏好得到最大化满足，它无法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表达其偏好的机会；第二，通过市场来表达和满足的欲望只是人类所有欲望的一部分。有很多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不会或者不能用来交易的。第三，竞争性经济几乎都是无效率的。对市场机制的局限性要有全面的认识。至于职业道德与个人致富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化，似乎只要人人道德自觉，我们就能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这恐怕是一厢情愿。致富的根本原因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任何阻碍分工和市场交换之扩大的因素都会妨碍我们致富。茅于轼将道德的作用提升到了“可以强国，亦可毁国”的高度，似乎陷入了“道德万能”的泛道德主义泥潭。我们必须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塑造中国的市场之德。
新制度经济学能发现中国的出路吗？
林毅夫先生被质疑的观点：技术的产生、扩散、应用都要在要素相对价格的诱导下进行，价格反映了稀缺性和市场需求，即“诱发性技术创新”。从这一点出发，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因为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资金和技术相对稀缺。在这一阶段，如果盲目地进行技术研发的投资，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波动问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此有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
宁光杰博士如是说：林毅夫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上，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选择方面，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劳动密集型商品与发达国家的商品进行交换，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常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其价格过分压低，利润非常微薄，利益常常会受损，并且还会受到发达国家需求的制约，受到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何况现实情况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单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经济利益的初衷往往会破灭。事实证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确存在着诸多的现实约束，发展中国家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很难获得成功，甚至完全失灵。因此，中国目前不应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要重视先进技术的选择和知识创新，在制订发展战略时，不能为眼前的资源约束所局限，而应在全球视角下考虑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积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穷人没有产权、信誉和经营才能吗？
张维迎先生被质疑的观点：一个人是否具有经营才能，是无法从外表上观测到的；有时候外表观测到的印象，反而会导致错误的判断。穷人由于穷得一无所有，因此也就在可能存在的创业风险面前无所顾忌，在企业家市场上最有动力虚报自己的经营能力。而富人则不然，他们业已拥有可观的财富，在创业风险面前，可能表现得相对谨慎一些。因而，当穷、富两类人同时站在你面前，宣称自己具有经营才能是，富人的话更为可信。这时，财富之有无多寡，就自然成为判断一个人才能高低的最好标准。只有有钱人，才更加有可能成为企业家，而穷人更可能成为工人。所以，必须由资本来雇佣劳动。
张岸元博士如是说：张维迎试图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资本雇佣劳动问题，实在是勉为其难，其一，资本与劳动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式里有着特殊深刻的含义，离开了特殊的语言环境，在信息经济学里直接套用这两个概念，给人一种大而无当的感觉；其二，资本对于一个具有潜在经营才能的人最终是否能够成为企业家，可能也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些拥有特殊经营才能、掌握特殊技术的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资本、劳动，成为大亨，看到的是单纯资本所有者的没落。在这个世界上，有钱有才能的人是少数，穷且无能的人是多数。社会所要做的是在收入政策上向穷人倾斜，不要让穷人穷得一无所有，保证在穷人穷得可怜的禀赋中保留一部分货币，同时降低创业的门槛，给穷人一次赌的机会。通过业绩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再去获得信用。至于经济学家最好还是退回书斋，多用伦理及宽容之心来看待社会为好，无需再去煞费苦心地论证富人之仁、穷人之急不可耐。
别给高新技术和“新经济”降温
樊纲先生被质疑的观点：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新技术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同样，对于知识经济（新经济）不能过于狂热，更不能盲目。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工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陆长平博士如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究竟是应该尽量使用“高新科技”手段呢？还是应该采用“适度技术”方式呢？樊纲的见解代表着微观层次技术选择的主流，但换个角度看，从微观层次看来恰当的技术选择，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宏观层次的长远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采用“高新技术”在某些情况下也能盈利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选择“悖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因为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存在，在低工资率条件下，使用人均资本量较高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是可取的。因此，国家从宏观层次上不能仅仅局限于“适度技术”，而应该通过各种政策积极努力地鼓励“高新技术”的尽快应用。比较优势的发挥不是要保持落后，“今天落后，明天还落后？”是一个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在经济发展转型期，国家鼓励发展“高新技术”的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知识经济（新知识）问题上，也同样如此，樊纲先生的观点虽有助于抑制对新经济的盲目崇拜，但稍稍地保守了一点。从国家宏观决策角度而言，无疑应积极鼓励和宣传新经济的发展。“渐进”的体制改革不应等于“渐进”的技术进步。因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体制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但技术选择的跳跃性特征更为明显。从国家决策的宏观层面而言，千万别给高新技术和“新经济”降温。
“三农”问题：被理论和市场遗忘的角落
温铁军先生被质疑的观点：由于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甚于生产要素的功能，由于人口压力下农产品商品率低的原因，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是不可分的，不存在单独的农业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而不是农业问题的理论。但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很难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找到一剂灵丹妙药，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单纯的经济学解释农业问题简直是无能为力。人们约定俗成的市场话语在农民群体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难以可持续的语境中，已经变得很尴尬。正是由于不能实现要素的边际意义上的替代，结果使得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原则不适用。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适用于农业，农业不能产业化。
曹利群博士如是说：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研究问题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三农问题”分离开来，先研究其中的一个问题，如“一农问题”，即单独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研究。如果我们僵化地坚持“三农问题”不可分，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农问题”也研究不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理论并不一定来自实践，还有其他的途径（如猜想、假说、逻辑批判等），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亦是如此。温先生试图以十年的实践，批评经济学理论的苍白，有些不太恰当，且与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相冲突。对于三农问题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格失灵不等于市场失灵。山东寿光“市场+农户”模式，显示了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当今中国农业产业化是包括农户在内的农业产业内部各种组织资源面对市场经济的一次重新协调和组织过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农业产业化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化解中国的“三农问题”，要相信农民、相信市场、相信理论。
怎样为政府出主意？
胡鞍钢先生被质疑的做法：经济学家的贡献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在理论上具有原创性，一类是积极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变革之中。胡鞍钢自称属于后者，并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能与上层决策者保持畅通联系的信息渠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胡鞍钢的论文几乎都是从国家角度来研究问题，为政府的高层决策提供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宏大壮观，真正操作的话必须借助很高的权力保证，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例如，对国情的研究，很可能一开始就建立在政府意志上。“人民情结”、“人民范式”演化为他的研究前提和理性信仰。
李建标博士如是说：胡鞍钢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范式一般是这样的：提出一个很大的题目，跟着抛出一大堆数据，最后罗列一些似曾相识的建议。这样的研究也许很对政府官员的脾胃。当然，要被决策层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学者们自己的“推销”。但是，学者的意见到底水平怎么样，并不以决策层认可为标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是区别的，从胡鞍钢的论文来看，“人民情结”、“人民范式”的存在，使得胡鞍钢的工作更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而不像经济学。正是这种价值取向，才使得胡鞍钢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上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他的研究粗看还行，有一些道理，一些政策建议也不乏创造性火花，在实证研究和数据调查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若将这些东西放在比较严格的现代经济学框架下来看，就不免显得苍白。从总体上看，胡鞍钢更像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私产制度会不会成为中国体制变迁的目标？
张五常先生被质疑的观点：人类有三种体制：一是共产主义体制，二是私有产权体制，三是印度式体制。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应以自由资本主义“一极”（私有产权体制）作为体制变迁要达到的目标。自由资本主义是“真理的彼岸世界”，对中国来说，印度的特权制或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则是应该避免选择的社会体制。
邓宏图博士如是说：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笔宝贵遗产和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也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可行探索和社会选择。它的成功、失误乃至新的探索和可能的演进路径，无疑会作为影响人类未来历史的重要因素而继续发挥作用。从这个层面来分析张五常的“人类三体制理论”，就会觉得该理论简单、缺乏历史和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它是一个基于形式逻辑的判断，而不是一个考虑了历史复杂性的辨证逻辑的判断。它建立在两个“理论预设”上：第一个预设，人都是自私的；第二个预设，人们总是在局限条件下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两个预设存在哲学上、思想上、历史实践上的谬误，其立论基础是不牢靠的。他用经济学上的形式主义的套套逻辑“来为中国社会解套”，结果却把它陷进了“套套”之中。对我们这些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浸润的人来说，张五常看似正确的“理论”中恰恰缺乏历史哲学式“辩证逻辑”，因而许多结论经不起仔细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