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6日，我终于结束了对本书的改稿。那一刻，我的心情只有自己才能意会。
这本书，是我做了三十六年的梦：那是一个时而使我欣喜、时而使我痛楚、时而使我迷惘的梦。
在上海读高中时，自学了大学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各专业主要基础课程的我，在高考中显然因政审不合格而不被录取。1961年底，以“只要有书读，那里都去”的心愿，到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南昌总校。不过，我被安排在农业经济系学习则是万分的不意愿。依我的条件怎么能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呢？为了换一个专业，能放在桌面上的理由是：我喜欢自然科学，而且我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我却被被告知：学习经济学，正需要有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的人。我只能无奈地进入了经济学的殿堂。只是已经形成了读书与自学的习惯，我按中国人民大学同专业的教学大纲，四年课程一个学期学完。由于对严格逻辑推理所形成的偏爱，感到当时所读的农业经济这个学科的理论框架不能解渴，也出于无所事事，在作了相当充分的知识准备后，于1963年初第一次通读完《资本论》三卷。所料未及的是，我竟深为这部著作的逻辑美所折服。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能称之为科学吗？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的触发，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实在应该称为梦幻却又那么让我兴奋的念头萌发了：为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梦境似乎就这么偶然地开始了。
偷偷写在日记里的这个想法，以及在日记中写下的其他思考，还有在笔记中摘录的充满人文精神的语录，在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人一锅端地告发了。由此能吃到什么好果子，过来之人都能明白。不过，这次批判倒反而使我铁了心：反复比较之后，我才真切地意识到：这个选择确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具体方式。我余下的学校生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包括半夜厕所中的灯光，把当时共大图书馆藏的全部经济学论著通读完，并记下了十大本约二百多万字的笔记。很可惜，这些笔记在四年后就被查抄并不知所向，而日记则是自己不得不烧掉的。
毕业后，去了一个山区小县工作。先是在县农业局当会计辅助员（在文革被批斗时，被告知我是“有杀父之仇，控制使用”的人，所以不能在县政府有关部门工作），才半年就被调去一个乡村小学任教。我不在意这些，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很愿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过，我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利用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在经济学中漫游。1968年，我竟然模仿着《资本论》的结构，以生产资料的公有与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为主线，写了一个20万字的手稿：《资金论（第一卷）——资金一般》。不久，稿子就被查抄，而且，这次回报给我的就不仅仅是思想批判：在被监禁10个月、监督劳动5年之后，给了一个“名为批修，实为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犯了政治错误”的结论。
在监狱中，当某个看守者要我把膝盖顶着大镙栓，连续跪着几个钟头时，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拷问自己：“作出这样的选择值得吗？”回答是：“决不后悔”。不过也由此产生了一个对可能结局的明智预期：我这一辈子所能做的只是写下自己的所想，焊在铁盒子里，埋地十丈。但愿后世的考古学者能够发现它，并能给予评说。梦，还能继续。
不想，竟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后的改革开放。我也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招聘考试，于1980年录取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时称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我的所幸不仅在于研究环境的根本变化，而在于原有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发表。当时主管江西理论工作的领导指示，“‘劳动力个人所有’是资产阶级观点”，于是在省境内就无法刊登（在省外也仅在安徽的《江淮论坛》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发表上的不成功，固然与我的文笔深受我从旧书店买来的莫斯科中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格影响而不受欢迎有关，因此，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幸，而我却认为是大幸：正因为不成功，使我并没有在自己原来的思路上被锁定。以1979年研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开端，我尽自己所能地涉猎现代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文献。大开眼界之后才知道，自己不过井底一蛙。于是，对自己原来的思路，从不满意到怀疑，最终是没有痛苦地完全抛弃了。
我的所幸更在于抛弃的只是一条具体的研究路径，而并没有放弃我所追求的目标本身。我的困惑仅仅是，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既不知道新的起点在何处，更不知路在何方。这是漫无边际地探寻。80年代早期，我试图在微观经济学中探寻，随之是宏观经济学。潜心于发展经济学的时间则最长：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更大。路，仍然没有发现。为了锻炼自己，也为了上职称的台阶，先后在《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农村经济与社会》、《价格理论与实践》、《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上述领域中的一些影响不大的心得。在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中，读的与想的虽不少，能写的却少而又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会有结果。这是只有过程而无结局的梦。梦，本来就无所谓什么结局，做到那儿是那儿。
更大的迷惘发生在读玻珀《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时。这本书我买于1988年9月。那个月我读了八本书，其中一半是玻珀所写，可见这位学者对我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本后来才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小册子之一的书，却是在一年后的9月18日才读完的。那个月我读了11本书，其中包括对我此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二本著作：阿罗的《信息经济学》与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然而，读玻珀的这本小册子竟化了整整六天。而且，这是令我何等困惑的六天：看不成别的书、无法写任何东西，只有一脑袋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来没有人要我，更不必说强迫我信奉马克思主义，我是被《资本论》的魅力所俘虏后自认的。在玻珀的逻辑十分严谨的一连串问题的追问下，我还要不要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这是我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后第一次的疑问，所幸，也是最后一次。很快，我有了答案，并于约十年后，写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了。
一丝希望之光终于在阅读小宫隆太郎等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时出现了。这本书是1989年5月10日读完的。这本书对我的重要性，不是该书的主体内容，而是刊在书末由今井贤一所写的综合评论。在该评论中，他采用了我由此而才知道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并引用了阿罗、威廉姆森以及他与伊丹等人的相关文献。我立即意识到这个方法对我的意义。可惜，该书的译著把参考文献全略去了。在江西工作，而且只知埋头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络的我，真是费尽周折，才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文献。我那点英文阅读能力，要读通日本人写的英文论文尚可差强，要读通威氏的书，就累透了。好在也正是此时，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逐步流行，使我能更便捷地读到了不少相关文献的译文。一个以前我无从梦想的研究路径逐步成形。
第一次尝试的自我否定，使我在新的尝试中更为谨慎。只要没有完成整体的建构，只要还存在重大修改的可能，这个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一概没有发表。这可能使我失去了很多与同行学者进行切磋的机会。不过，我宁可支付这个代价。在我整个探索的路程中，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再多那么一点，也无足轻重。
今天，书稿终于达到了可以付印的水平。不过，我要诚实地告诉读者，本书还很不成熟，这也是我称之为大纲的原因之一。仅我手头已经收集并与本书密切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就不下几十种。我实在很想消化了这些文献后再定稿。不过，到那时，一定又会有很多甚至更多相关成果，那将永无终期。更重要的是，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太广，而且大大超出了经济学领域。我深感，与其自己独自徘徊，还不如就此交给学术界，如果能引起一定的注意，引出一些争论，效果可能会更好。我应该而又可以做的是在适当的时候对本书作一次修订，以弥补现在之不足。
本书得以交付出版，我的梦想就成真了吗？不知道。我不仅不能确知这是否就是我所欲求的“真”，而且，我感觉到仍然有梦在我脑际萦绕。
当然，写作本书不仅仅是梦境，也是现实的学术研究活动。我做的即使是梦，吃的无疑是人间的烟火。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太多的帮助，因此，我要感谢的人也太多。
首先，是我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读时的老师陶茂。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个南方版的作者之一。不同意我转学自然科学，认为我适合学习经济学的正是他。我第一次通读的《资本论》，也是他借给我的。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此后很少再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也因此，他在学术方面并没有对后人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过，这正是我十分敬重他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他以自己的行为来教导我怎样做人，也逐步使我体验到，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当我做了该做的事，他总是鼓励我；我有错误时，他则善意地开导我。他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没有他的教诲，我不会明白何为学问，更不知何为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有本书。所以，我十分虔诚地把本书题献给他。
当然，我对他的感激，也就是对曾经教过我的所有老师的感激：幼儿园的，小学的，中学的和大学的。比如，我高中的化学老师，也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把我从只知道混日子扭转为面向知识海洋的关键人物；那时的物理老师，则是使我明白学习方法重要性的启蒙者。陶茂是作为他们的代表而记在本书扉页上。
我的另一类老师，是本书参考文献中所列300多论著的作者们，以及我所读过的不可能一一列举的更多文献的作者们。我得向他们中的每一位致以衷心的谢意。我只是在他们所阐发的知识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整合或重组的工作。即使有丁点儿原创性的闪光，也是由他们的思想所激发。
我在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连我本人也只是时代的产儿。比如，没有毛泽东的成功，我不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没有邓小平，我不会进行现代的综合。不过，时代对我的影响总是具体的。总是由具体的个人行为影响着我，使我成为这个时代的。比如，我有不短的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录取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事后所知，那时的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我原所在县组织部门负责人之间有一段电话对话：
“李建德的档案，怎么还没有寄来呀？”
对方陈述了根据他们看来仍然需要坚持的人事工作的某些准则，核心是：“这个人不能到你单位工作。”
“那么，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在汤湖地热研究所当会计。”那是一个坐落在深山区属于县科委管辖的只有5个事业编制的小小单位。
“既然你们在使用，那么，我们就同样可以使用。请你明天务必把他的档案寄来。”
说这些话的是时任社科所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早已离休的南下老干部赵显。
我深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就碰到很多，赵显只是其中的一个。正是在我不同的生活时期，都能有众多好人以他们的实际行为影响着我的人生，才使我能与时代共同前进，才有现在的我，也才有读者手中现在这本书。我衷心感谢所有如赵显那样善待过我的好人。
本书现在这个框架，从冒出的一闪念到逐步成形的历程，是我学术思想最活跃、同时也是工作最紧张的时期。而这时，我的妻子郝燕也正怀上彭勃睿，直到他每天还需要送或接的今天。对她来说，这也是最紧张、最需要帮助的时期。不能不说的是，这些年的书价如此昂贵，而江西的工资水平又如此之低，每年单用于买书这一项学术开支，就需要我三个月的工资单来清帐。还由于研究中时间的投入太大，不能也不愿多兼任自己的知识结构可以胜任又可增加家庭收入的经济的或理论的事务。对此，郝燕也只是对人戏说“他只会把市场经济的好思想送给别人，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留给自己”。睿儿还在牙牙学语，就给整天坐在桌前或面对电脑屏幕可以很久的我，起了一个“兵马俑”的雅号。天真与好动的他，最需要的是玩，需要有人与他一起玩。然而，他知道“爸爸在看书”，“爸爸在写书”，总是尽量地不干扰我。没有他俩的理解与支持，我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把现在做了的事做完。如果本书有什么可以说是个人贡献的话，那么，也有三分之一属于郝燕，三分之一属于彭勃睿。
对本书的完成给予极大关照的是江西财经大学。本书的思路大体确定后，为了能在“纯理论”方面潜心构思与写作，江西财经大学接纳了我，给我提供了尽可能宽松的环境，给我提供可以不过多分心所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并给了我最宝贵的五年自由时间：前三年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同时，反复构思提纲，后二年写作。
本书的一部分定义与推论，在我所主持的《制度经济学论坛》中得到过议论。该论坛由江西财经大学资助，最基本的参与者有王小平教授、廖进球博士、何维达博士、卢福财博士、吴泗宗教授等。王泓远教授读过本书初稿的第一章。读过本书全部初稿的有伍世安教授、邵鸿（历史学）博士、徐毅教授和章先春总经理。所有这些学人都对本书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章先春还以他特有的方式，支持我能安心研究达一年多之久。陈绵水博士校阅了本书英文的摘要与目录。潘宁小姐不仅读了本书的几乎每一手稿，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与建议，而且，还帮助我做了不少技术性的工作。
我先后在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中开设了《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课程，在江西省委党校经济学研究生班开设了《制度经济学》。在教学中与学生们的交流，才使本书的表述能够达到现在的样子。在此，对所有听过课的学生们致以谢意。
现仍然在日本的李龙保，在美国的沈东立，是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主要文献提供者。从1998年初开始，北京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部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服务。复旦大学的张军博士也曾为我提供过文献信息。他们解决了我研究生涯中最为受困的问题，我对他们再一次表示谢意。
1997年9月，郝燕公派赴圣彼得堡财经大学任访问学者，而彭勃睿也正进小学。这时，本书才完成二章初稿。值此时刻，我任小学教师时的学生的孩子李春红，自愿来我家帮了一年多忙。正是她的聪明与勤劳，使兼任着学者与为人之父、为人之丈夫三任的我，仍然能在今天把本书奉现给读者。我向她以及她的父母致以衷心的谢意。
张宗理女士曾为本书的出版尽过心力。能不能成就并不重要，我感激她对本成果的赏识和举荐。本书还得到了财政部的学术著作资助评议专家组的好评，在无记名投票中，本书被该专家组列为第一。只是由于种种缘由，使这个资助确定的时间晚了，我因已经获得了其他的资助而不得不放弃。但我仍然对此表示深深的感激。
林智敏女士对我本人给以了特别的关心，并力荐本书的出版。特别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夏英才基金的全力资助。对此，我要致以衷心地感谢！
最后，我特别感激中国财政出版社社长杨天赐先生，感激他对我本人一贯的赏识、信赖与关照。还要感谢该出版社的 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当然，本书的任何不足和错误，其责任都只能由我来承担。
李建德1999年12月26日于南昌 湖滨花苑
《经济制度演进大纲》 ，李建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08，，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