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主编的《比较》（C om p a ra tive S tud ie s）已经出版了两辑，读者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作为一本专业学术类的书刊，它经受了市场的考验。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其内容以翻译国外知名学者的重要文章和就有关重要议题向国内外学者或官员约稿为主。《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登载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它是为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工作的官员、政策制定者、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和从事财经工作的人员、希望了解国际间比较研究的学生等读者开启的经济学之窗，它以比较的视角和眼界，向读者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
《比较》第一辑
第一辑刊登的文章有好几篇都是“热门人物”所论述的“热门话题”。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是根据一篇讲演整理而成，许成钢教授在伦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他的文章比较了英国和法国式的经济学教育制度，指出目前阶段中国经济学教育应该更侧重严格数理训练，培养出一支整齐的队伍。但是目标要放在培养出作为好的经济学家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他针对国内对经济学的两个极端误解：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和无视经济学的普遍性，强调了经济学提供的是思路，尤其是提供理论基准，用基准帮助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算》是编委钱颖一教授极力向编辑推荐发表的文章，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和奥兹马库教授，他们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否真实的热烈讨论，有感而发。《经济学家》杂志3月份发表了《统计数字是如何造出来的？》的文章，其中引用美国学者罗斯基教授置疑中国GDP统计数据高估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争论。而作者的文章着重使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反映了中国经济中15个不同来源、有相当独立意义、有广泛代表性的指标的变动。这些有概括意义的指标和主成分的变动，与中国官方估计的真实GDP的变动是大体一致的。
他的批评可说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情感上相当认同。但是，更让人注意的是，他指出，目前世界的发展趋势，并不一定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最为有利。他特别分析了国际储备体系的弊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不利，对全球经济有通货紧缩的倾向。对这一命题，特别引起国内相关学者的深入讨论。
在这辑《比较》中，多位作者都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谈到了安然事件。因此，我们有一组以法律、规制和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著名证券法专家约翰·科菲的《安然公司的崩溃和守门人的责任》讲述了美国近年来法律的发展。国务院体改研究所副所长高世楫编委从市场经济中的监管与监管体系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监管体系在过去几年的变化，解析监管层面的问题，以及目前的基本方向和动态。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J·B·德龙的《政府与工商业的双人舞》一文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角色，强调了“守夜人”国家在一定的意义上其实是非常强大和积极的国家。它保护产权不受侵害。它保障合同的执行。它控制地方上的权贵人物榨取财富。最重要的是控制自己的官吏。大多数国家都不够强大，完成不了守夜人的“最小”国家应该完成的任务，为此市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德龙的文章对那些一味教训国人我们要“最小”的政府的论调，无疑有点警示的意味。
《比较》第二辑
虽然第二辑的作者中没有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几位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是非常著名且年富力强的学者。
《扩大就业的补充研究》是根据周小川在50人经济论坛的一次讲话精神整理的，文章遵循他一贯的风格比较含蓄且充满经济学家的思想性。作者提出的三方面“补充”是开思路的，土地管理制度、退休、医疗和住房制度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政策，对扩大就业是相关联的。在我们的直觉上，“科技园区”实际搞的是房地产，许多小企业已经没有了生存之地。不是中关村的“硅谷大厦”林立后，小门脸们就撤出了吗？喜欢“现代”、喜欢“整齐”、喜欢“气派”一直是城市管理者的偏好，有人说搞不懂为什么“哪儿火拆哪儿”，土地管理政策与房地产商们之间肯定有其背后的逻辑性。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文章还谈到了金融政策上如何帮助小企业融资，金融工具创新的一些思考。
《转轨经济中金融架构比较》的两个作者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伯格洛夫和伯尔顿。关于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比较的文章，实际上也是编者有选择地针对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内部讨论而来的，是否让一大堆民营银行生长起来，就能解决现有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是否把国有商业银行部分上市，就能解决问题？文章提供了东欧的经验和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不同转轨国家在不同时采取了大相径庭的金融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来研究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发展的联系。现实是有一道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鸿沟横亘在转轨国家的面前：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另外一些国家却陷入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有关中国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的一些思考》和《单一税和经济》作者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刘遵义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两位教授。该文的发表有针对性。一是国内目前弥漫着似乎只要对富人征收高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就能够解决公平问题。二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原则和办法存在误区。刘遵义的文章主张的是“综合累进”，他的本意反对的是许多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单一税，但是他的文章根本的原则依然是：1，个人所得税首要的目标是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2，有限的公平。他的办法更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所有的收入———所有非货币收入要真实化———要纳入计税范围；二是全国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与社会保障和医疗个人账户连起来。文章背后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向读者交代：由吴敬琏牵头的“中国财税体制下一步改革”课题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比较》的数位编委均为课题组专家。课题组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小改大改两个方案，引起与会中外专家的热烈讨论。
《比较》编委、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也是课题组专家的钱颖一指出，财税改革应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目标，并介绍了实行单一税制的优点。美国财政学会主席、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罗依·伯尔教授等提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可否考虑坚持由地方政府收税的单一税制。
他们认为，美国模式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失败的，比模式一经确定，势必邀请所有的政治家、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等来寻租，综合累进加上各种减免复杂得几乎没有人弄得懂，实际上是累退的，拿薪水的中产阶层实际负担了最多的税收，并不能起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作用，因此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笔者觉得，刘遵义的文章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个人所得税设计的原则、条件和方法，可以给决定政策的人提供比较清晰的经济学道理，也能为当前的“热炒”浇点冷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