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名牌院校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91年曾获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被经济学权威人士萨缪尔森誉之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升起的明星和必将成功的开拓者”。作为学者的克鲁格曼不仅在国际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而且也擅长以流畅而生动的文笔，用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写出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萧条经济的回归》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后涉及日本，并有可能波及西方国家的“大衰退”作出解释和诊断，进而提出他的对策和药方，即必须打破西方近20余年来形成的“经济自由化”的教条，对发达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管理型的通货膨胀”政策（即造成2％—4％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以便克服“流动陷阱”；对发展中国家，则试行小幅度的货币贬值，用以制止资金外逃；如果不能奏效，他也同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做法，对资本账户暂时加以管制。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诊断和药方未必能把病治好。在上述三项政策建议中，对资本帐户的管制会是有效的；然而，其他两种的效果则很难说。以“管理型的通货膨胀”而论，克鲁格曼似乎忘记了在20余年前通货膨胀严重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句流行的格言：“通货膨胀总是由小到大的”。就小幅度的货币贬值而言，这一办法也和他在书中提到的另一条格言相矛盾，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小幅贬值”。
虽然本书在对策和药方上存在着缺点，但是瑕不掩瑜，就著作的整体而言，本书确是一本精彩之作，特别是它能以通俗的事例和坦率的语言说明了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而可以使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从中得益。这里试举下列五点为例：
第一，指出了东南亚经济的先天不足之处。克鲁格曼认为，这一不足之处在于东南亚国家（除日本以外）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积累，而不是来自科学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改善。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种经济增长迟早要处于停滞状态。由此而形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这一结论可以使我们看到我国科技兴国方针的必要性。
第二，找到了东南亚经济后天失调的根源。克鲁格曼认为，东南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裙带资本主义”，即“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在经济发展的一段时期中，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然而，久而久之，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日本式的泡沫经济便是其后果。这一论点可以提醒我们，“道德风险”所形成的泡沫经济，还在一定限度内存在。对此，当然应该保持警惕和加以制止。
第三，谴责了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大鳄趁火打劫的作用。克鲁格曼并不像一部分西方学者那样，悍然为大鳄和对冲基金的行为进行辩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是“恶棍”，“邪恶的投机者”、“蹂躏了世界市场”；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市场波动”以便满足他们的“野兽本性”等等。这样，克鲁格曼便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作出了较全面的解释，即“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东南亚经济再加上对冲基金的趁火打劫，使得危机成为必然的事情。
第四，提出了西方经济学“双重标准”的说法。克鲁格曼认为，由于信心问题，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政策未必都对发展中国家有效。这一点被他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标准”，并且以上面提到过的货币贬值为例加以说明。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发达国家可以采用货币贬值的政策。这一政策可以降低本国商品和提高外国商品价格，并由此而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最终会使逆差消失，收支趋于平衡状态。
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微弱使人们对它怀有不信任的感觉。在不信任的感觉之上，如果再使其货币贬值，那么，人们形成持续贬值的预期，而在自由经营的条件下，这种预期又会自我实现，使得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正如东南亚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克鲁格曼的“双重标准”有助于消除我国个别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政策的盲目崇拜。
第五，揭露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西方学者一般都讳言政治而专注于经济分析，克鲁格曼则不然。他明确指出：“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著作，但经济学本身总是在一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因此，经济学的原理和政策总是带有政治色彩。关于这一点，克鲁格曼在本书中对拉丁美洲经济状况的论述、对美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真正原因的说明等均能加以证实。
克鲁格曼所揭露的政治与经济密切有关的各种事实，一方面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上的重大作用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可以表明，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偏向何方；对那些使千百人挨饿、失业、流离失所的大鳄们进行反击竟然会引起反感和厌恶，认为反击行为侵犯了资本主义经营的准则。
除了上述五点以外，虽然本书对中国经济着墨不多，但在书中不同的部分也能对我国的政策作出客观的评价。例如，克鲁格曼写道：“在许多西方国家强烈鼓励下，中国曾探讨过如何实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实际上，199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委员会曾建议将资本自由化的目标正式写在该组织的条款上，作为IMF的政策目标。可是东南亚危机暴发时，包括IMF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庆幸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这个人口大国对危机的免疫力，是亚洲危机没有演变成为彻底悲剧的重要原因”。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在此不以一一列举。此外，译文流畅优美，读起来不像一本翻译著作，也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总的说来，本书的主旨是：1929年的大危机使资本主义濒于灭顶之灾；当时，被称为萧条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发挥了部分的功能，把资本主义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自此以后，资本主义相对顺利的发展，导致了西方学者的自满情绪，以致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自由化主义的教条。目前的迹象表明，类似过去那样的危机风暴很有可能重新出现，因此，当今的首要任务是在风暴到来之前回归到萧条经济学上去，作未雨绸缪之计。看来，克鲁格曼的预见是有根据的。但是，它将在何时应验？本书是风暴前的预兆吗？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