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基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想当年，他的风头比凯恩斯、哈耶克还要更健。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称为“拉斯基时代”，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旗手，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论”的左派。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和英国、美国的高层领导人过往甚密，自称是“自20年代开始，在历次危机中引导着英国政治家们迈出颤抖的每一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拉斯基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犹太家庭。拉斯基家族是当地的名门世家，但拉斯基从小就桀骜不驯，一心想要超越自己的家庭和阶级。终其一生，拉斯基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背叛者。他厌恶犹太商人们的世俗、不完美的生活，始终在追求“更为理性、公正的世界”，他向工人们发表演说的时候，总是会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道歉。
16岁的时候，拉斯基在伯明翰一家医院做阑尾手术，他听了一堂关于优生学的课，讲课的是推崇费边学说的保健女教师弗丽达·克里。不知道为什么，思想开放的漂亮姑娘和病弱早熟的男孩之间擦出了火花。拉斯基自称18岁，其实他只有16岁，弗丽达比拉斯基大八岁，但他们深深地相爱了。两年之后，拉斯基刚刚过了18岁生日，就和弗丽达私奔了。他们跑到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市政厅的“一群醉汉中间”结了婚。拉斯基的家人气坏了。他的一个叔叔突然闯进新婚夫妇的住处，把他们押解回家。拉斯基的妈妈不由分说把弗丽达的婚戒捋了下来，年轻的新郎被迫交出支票簿，然后被关进小阁楼。最后，已经被牛津录取的拉斯基不得不和父母妥协，答应在取得学位之前不和弗丽达同居。
1914年，拉斯基在牛津新学院获得一级荣誉学位，和妻子重聚。由于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援，他在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谋得一份记者的职位。赏识他的牛津新学院院长推荐他到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任教，拉斯基夫妇飘洋过海，到了蒙特利尔。不久，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孩子体弱多病，为了赚钱给孩子治病，拉斯基拼命给各种各样的杂志撰稿，逐渐崭露头角。1916年，他结识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经法兰克福特介绍，拉斯基在1916年到哈佛执教。在哈佛的经历扩展了拉斯基的视野。当时，正是美国的进步运动时代，拉斯基和一些思想进步的法学家，如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赫赫有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916年起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兰克福特在1939年也担任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声气相投。拉斯基还参与了《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份杂志是进步思想的旗舰，汇聚了各方精英。美国是个大国，而且在思想传统中推崇经验论、地方自治、公民参与，这让来自英国的拉斯基倍感新奇，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主义”思想。在拉斯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国家的权威，而是公民的参与。这一思想为工会提高政治影响力开辟了通道。在拉斯基看来，工会、学校、商会等政治团体，都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发挥作用。
1920年，拉斯基回到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20年代和30年代是一个思想交锋的时代，民众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但政府却仍然想回到一战之前的统治格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交织，一切好像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黑夜越来越暗，拉斯基这颗新星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拉斯基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左倾。在他看来，财富的极度不平等已经动摇了人们对政治的信心，宗教的权威也逐渐式微，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拯救人类。他说：“我们必须设法说服我们的领袖，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平等就是他们的自由。”他主张对财产权进行限制。卢梭曾经说过，“财富不应强大到可以让一个人购买他的邻居的程度，也不应该匮乏到一个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地步。”拉斯基秉承了同样的思想，他拒绝把财产权视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财产权应该是“某人履行一项对社会有益的职责之后得到的回报”。他主张将民主代议制引入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调节，比如，提高工会的地位，将私有企业国有化，增加社会福利保障，等等。
拉斯基的演讲极其具有魔力，他能够让工人听众们热血沸腾，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崛起，很多英国政治家们对墨索里尼很有好感。丘吉尔在自己的家里张贴着墨索里尼的照片。拉斯基在一次演讲中把丘吉尔称为“冒牌的墨索里尼”。有意思的是，拉斯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丘吉尔。丘吉尔和拉斯基的父亲交情很深，当年，丘吉尔竞选曼彻斯特议员的时候，经常到拉斯基家里做客。当丘吉尔对着镜子练习演讲的时候，小拉斯基正在旁边入迷地看着。
意识形态的分歧让拉斯基和丘吉尔最终分道扬镳。二战期间，拉斯基曾经写信给丘吉尔。拉斯基跟丘吉尔说，如果想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团结大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诺在战后推行社会主义计划。在拉斯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历史机遇，站在工党旗帜后面的无产阶级就要崛起了。他把二战当作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战场。拉斯基说：“成功会带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失败则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老奸巨猾的丘吉尔才不会上拉斯基的当。他说，在战争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赢仗，战争结束之后，才有时间考虑到底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企业制度。他还不动声色地威胁拉斯基，“在战争期间破坏民族团结是一件憾事”——要想反对我?你自己看着办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国又到了大选之日。丘吉尔先声夺人，他在6月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演讲，声称工党的社会主义计划将会导致一个“盖世太保”政府的产生，因为“如果没有政治警察，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建立。”丘吉尔的反击使得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略有上升，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在英国军队进驻柏林的第二天，英国大选投票开始了。丘吉尔自认为胜券在握，他说：“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你们将会以一个压倒性的多数选我上台。”事实是，工党在大选中把保守党打得一败涂地。工党比保守党联盟多出200个席位。在新一届议会中，有393个工党议员，其中67个是拉斯基以前的学生。上台之后，工党政府顺利地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创立了国民医疗保健制度，通过了《城乡规划法案》，接管了英格兰银行，对铁路、煤炭企业实行了有限的国有化。
就在工党大获全胜之后，工党路线的引路人拉斯基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被保守派恶意中伤，同时也失去了工党同事的支持。1946年，他向法院上诉，控告媒体大亨毕福布鲁克(Max Beaverbrook)诽谤他煽动革命，结果却以败诉收场。最让拉斯基伤心的是，陪审团里并非都是他的敌人，还有他的工党同志。尽管拉斯基总是慷慨激昂，但他内心里是一个沉静、温和、克制的人，他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捍卫弱势群体和工人阶层的利益，他的另一个奋斗目标是捍卫民主政治制度，反对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意识形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拉斯基觉得自己一生的梦想即将破灭。他的学生们发现，敬爱的教授从热情洋溢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
基仍然努力地工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原本就有慢性支气管炎，后来又染上了肺病。1950年3月28日，经历了几年疾病折磨的拉斯基终于溘然辞世。拉斯基的去世，给左派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英国从来不缺斗士，但没有人能够像拉斯基这样，集教授、辩论家和政治家与一身，能够同时对精英和大众有如此巨大影响。拉斯基去世之后，左派很快就出现了分裂，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互相攻讦，严重削弱了工党，导致工党在1951年竞选失败。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拉斯基之所以被人们遗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市场经济机制几乎毫不了解。他的兴趣只在批判，他的兴奋点只在政治。英国国有化的实践并不成功，这才导致经济自由主义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盲点恰恰是政治。哈耶克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是个白痴。他不顾撒切尔夫人的反对，坚持对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的支持，他还访问过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甚至私下里说可以为种族歧视辩护。他曾经向撒切尔夫人建议，废除国民医疗保健制度，撒切尔夫人告诉迂阔的教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持久的低迷，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民众的不满在积聚，犹如地热在翻腾。如果拉斯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还会非常激愤，但是，回顾人类历史在20世纪走过的种种弯路，遇到的种种挫折，知识分子犯下的形形色色的傲慢和偏见，如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肯尼思·R·胡佛(Kenneth R. Hoover)，《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为：Economics as Ideology: Keynes, Laski, Hayek, and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