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洛衫矶大学教授、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的主编佩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好坏之分，经济学家也有好坏之别，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被质疑并成为一个可疑的群体时，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的话———好的经济学家总是能发挥正面作用，那些施加负面影响的却是“坏”经济学家。但问题是，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家，什么又是坏的经济学家？当数年前，樊纲因为说“经济学不应该讲道德”而引起争议并遭到批评时，他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吗？当郎咸平鼓吹“大政府主义”和反对国企改革而受到追捧时，他又是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吗？
经济学是一门高度规范的社会科学，它的规范表现在经济学高度强调假设前提。因为人的行为有普遍一致的地方，所以才可以有看似先验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而除去这个一般规律之外———当然，在张五常眼中还有“需求曲线向下”这一招，其他的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严格的条件。然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趋势和经济学成为显学的礼遇却让一些经济学者在得意忘形之余忘记了经济学理论的严格条件，使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声誉受到了影响。更有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被媒体或者大众误读，忽略了其前提条件，比如有媒体报道说张维迎认为改革中干部是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等等。
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是个好的经济学家，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是个坏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为社会做了什么？经济学家又能够为社会做什么？这确实是个问题。《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恰如其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该书由克莱因（并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个克莱因）主编，由科斯、哈耶克、谢林、塔洛克等世界一流经济学家撰写，这本小册子应该是中国以经济学为业的这个群体的必读材料。当然，即使是这些大师，他们的答案也并非完全相同。
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把学术与政治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加以区别，指出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行为差别，前者追求价值无涉和知识的增长，后者追求价值有涉和实现价值目标的有效性。了解了这种分别，就可以很好的理解《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中为什么反复出现了“between doing well and doing good”这一关键词语（该书中文版译者翻译为“在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之间”,“doing well”是指经济学在专业领域获得的成就，“doing good”是指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贡献）。
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黑板经济学”迅速让经济学获得了知识界的尊敬，并因此使诺贝尔奖最终有了经济学的一席之地，经济学家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雄心勃勃。科斯在《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中的“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里引用了斯蒂格勒演讲中的豪言壮语：“目前经济学领域正在扩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必将无法抗拒地深入触及政府的公共政策领域，而且我们也将发展出一套为制定良好政策所必需的知识。因此，坦率地讲，我希望我们能为民主社会增光添彩，而且我们关于经济政策的建议能成为该社会的主导，并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赞赏”。
相对而言，哈耶克就显得非常冷静———他似乎总是爱在一旁说风凉话，他无情地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里，将经济学理论用于公共决策的往往并非经济学专家，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者可以是平凡的普通人。而且在他看来经济学更可能犯下“理性的自负”的错误，更容易为决策者所滥用。甚至，他还说：“那些在学术领悟力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些被频繁指责的人；相反，却没有什么比一个经济学冒牌货将自己打扮成人们的朋友而获得声誉更容易的了。”这句话无论对于多年前大跃进似的预言股市要大涨几千点，并大言不惭的说“很多豪言壮语都是我讲的”的那个老先生，还是几年前刮起旋风，语不惊人死不“羞”鼓吹民退国进的“人民经济学家”，乃至去年大嚷北京房价要大跌三成并因此获得百度经济学家搜索排行第一的经济学者，都是适用的。
但总体而言，该书作者们对经济学家的社会现实影响多持积极态度，我还是最喜欢塔洛克的态度，他在“如何兼顾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中建议年轻的学者在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屡遭失败后，可以多做一些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事情，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原则，相对发表论文而言，这些工作成本小，而边际收益大。
在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之间，无非也是类似大炮和黄油两种选择之间画出的无差异曲线，何况中国人讲究“内圣外王”的贯通，而中文的“经济”一词原本便有社会事务之意。我们所要警惕还是哈耶克的忠告：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点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即如果任何人不必允许他自己赞成那种“黄粱美梦”的计划，一个经济学家就必要保持一种不相信那些可能有用的和乐于使人相信的事物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