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拉赫曼确实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Austrian Economist）”，但他是在德国而非奥地利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他在20多岁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发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进而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结缘并且为之着迷。（他第一次与米塞斯见面是在1932年）。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研究、致力推动、理解并欣赏奥地利学派之上。（Mittermaier 1992 ; also Grinder 1977b）
1933年，完成了早期教育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玛格）一起离开德国来到了英国。他因而避开了纳粹党的崛起，因为作为犹太人，他本会成为种族灭绝的目标。他在英国无法找到一个学术职位，因此，尽管他已经在柏林获得过一个博士学位，他还是决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哈耶克的学生（Mittermaier 1992: 9）。这将他和莱昂内尔•罗宾斯、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巴•勒纳、乔治•沙克尔等学者一道，置于了充满活力的新“哈耶克主义”经济学派的正中心，这也正是哈耶克主义者和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急速升级的论战中心。他当时已经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有了好感。
因此，拉赫曼对资本理论的兴趣产生于这些话题争端，它们关乎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源自米塞斯、源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基石）。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源于卡尔•门格尔（1871），是奥地利学派当时最著名的贡献，这主要归功于欧根•冯•庞巴维克对这个问题的广泛研究。庞巴维克的研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1959，原本在1884-1912年期间出版的三卷本）。在他对经济周期富有影响力的研究里，（1933,1955）哈耶克曾参考并利用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工作，都在致力于详细阐述这个理论，并使它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人接受（尤其是英语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其中一些收录在了哈耶克1939），并最终在《资本的纯理论》（1941）达到顶点。正是这些著作对拉赫曼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并对他形成随后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以及他在本书中如此持久地专注于预期这个话题产生了至关紧要的影响。
拉赫曼曾有一段时间困惑于人们的预期对他们行动的影响，并感到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1935）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33）里，以及他与凯恩斯在凯恩斯出版《货币论》（1930）之后的争论里，都疏于足够强调预期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作用，以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反驳。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出版之后，哈耶克阅读了这本书，他惊讶地发现凯恩斯广泛地处理了预期。拉赫曼由此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对预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预期的主观主义含义则成为了激励他余生研究的主题，以及其资本研究中的亮点。
他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继续，并与他对预期的研究结合起来（Lachmann 1937, 1938, 1939, 1941, 1943, 1944, 1945, 1947, 1948）。这项研究始于哈耶克-凯恩斯论战的背景，以及大萧条的冲击，伴随着拉赫曼对于“继发萧条”本质的探索，但在之后发展完成超越。它最终在许久之后的1956年，在这本《资本及其结构》里达到了顶峰（Lachmann 1978 [1956]），而当时他已在远方，且学界对资本理论的兴趣在凯恩斯革命的凯旋之下已消失殆尽。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无疑在精神上继承了哈耶克。然而，它也与庞巴维克的研究紧密相连，拉赫曼以一种适应现代真实世界生产情景的形式，仔细而批判性地重构了庞巴维克的洞见。他的方法反映了他看到的资本、知识和预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需要明确表达出来以完满回应凯恩斯主义挑战之事物的含义。
拉赫曼在下面的著名引述中解释道：
经济学家离不开通用的资本概念，在物质对象中这概念没有可度量的对应； 它反映的是企业家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啤酒桶和鼓风炉，港湾设施和酒店房间里的家具，它们成为资本的原因不在于它们的物理特性，而在于他们的经济功能。某物是资本的原因在于市场（也就是企业家的共同认识）认为他具有产生收入的能力。……（然而）社会中使用的资本存量并非呈现以一副混沌的图景。它的安排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些秩序在其中。（Lachmann 1978:[page number]）
资本存量的价值依赖于个人预期和评值，它不是一个可以客观观察到的现象。只有在均衡条件下，此时所有个体的预期都相互一致，这样的价值才有一些意义。因此，他提供了一套资本结构理论而非资本存量理论，并强调了资本的异质性。资本品在物理上形态各异的这一事实很重要，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均衡（disequilibrium） 。要是不同资本品的价值可以简单累加起来，那么物理上的异质性就能归约到价值的同质性上去。不均衡意味着个体有着不一样且经常不一致的预期，所以我们不能将个人的评值简单累加起来。这就意味着资本存量的整体度量是不连贯的，并且不能被认为指示着经济体中生产性资本的客观价值。
拉赫曼认为，尽管资本存量是异质的，且不能被有意义地加总，然而它并不是无定形（amorphous）或者无意义的。资本存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参与了一个又一个实际关系，因为它们共同执行着某些特定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被用于各种不同的资本组合中。如果我们理解资本组合的逻辑，我们就能赋予资本结构以意义，并且由此我们就能够设计恰当的经济政策，或者更重要地，避免不当的政策。
理解资本组合需要理解互补性和替代性的概念。这些概念适应于这样的世界：感知价格即为真实（非均衡）价格，（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反映了不一致的预期），而发生变化会引起长期而可见的调整。如果资本品协同一起在为一个给定的生产计划发挥着作用，它们就是互补的。一个生产计划由一套给定目标的事务来定义，对于它们来说产品就是手段。只要这个计划顺利完成，所有产品便都是相互互补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互补关系可能会非常复杂，而无疑它们会涉及到生产和销售的各个阶段。
在一个生产计划（部分或整体）失败时，会发生替代。当计划的部分元素失效，人们就必须寻求应急的调整。因此我们就必须用一些资源来代替另外一些。举个例子，备件或额外库存的作用。因此，互补性和替代性是世界中不同状态的属性。同一个物品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是互补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替代品。替代性只有在一系列应急事件能够显现时才能衡量其程度。可能会出现某些事件，比如说巨大的技术变革，没有预料到的话就会使某些生产计划变得毫无价值。与之关联的资源将不得不整合到另外的生产计划里，或者干脆报废——因为它们可能一直无法被利用起来。这是经济过程的自然结果，它主要由试错发现新的、更好的产出和生产技术来驱动。面对变化，决定任何资本品命运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放进别的资本组合，而不损失其价值。资本品发生重组。那些完全失去价值的就会被抛弃。也就是说，资本品虽然是异质而多样的，但它们却常常能执行许多不同的经济功能。
拉赫曼以互补性和替代性为据的资本分析，与投资理论(他指出正是投资理论必须暗含一个资本理论)，并尤为与凯恩斯的边际效率概念（这一概念缺乏对这种理论的承认）联系紧密。在他看来，投资增长对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现有资本结构的形状及其与新投资的互补程度。
本书与拉赫曼的导师及同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之间的关系颇为有趣。在被问及他的《资本的纯理论》时，哈耶克曾这样评论，“我认为从我的研究中得到的最有用的结论，其实在拉赫曼关于资本的书里”，并且他认为拉赫曼所说的可能就是全部能说的（ what Lachmann said is perhaps as much as could be said）。哈耶克继续说：“和许多其它我自己在经济学中的尝试一样，我恐怕，这部资本理论的著作更多显示出的是一种阻碍，对我曾强调的东西——总体来说就是现象的复杂性、数据的不可知性等等——它确确实实更多指出了我们可能获得的知识的局限性，而不是如何可能去做出特定的预测。” (引用自Kresge和Wenar 1994:142).
拉赫曼的资本理论，正如在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中所展示的那样，声名远扬且为沿奥地利学派传统研究的学者所尊崇。然而第七章却有些例外。它包含着谜团，即拉赫曼所推荐的政策看起来与他对动态经济体中的资本的观点不是很协调。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章，而一些人则试图去解释它。中国的读者现在可以就这场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资本的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路德维希•拉赫曼的《资本及其结构》这本著作有着惊人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它被译成中文值得庆祝。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4年9月
彼得•勒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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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rmaier, K. H. M. (1992), ‘Ludwig Lachmann (1906–1990) A biographical sketch’,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60 (1), 7-25.
（本文为路德维希·拉赫曼教授的弟子彼得·勒文教授为中文版《资本及其结构》所写的前言和引介，《资本及其结构》一书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