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汪丁丁老师的书，读来总令人于盛夏惊觉背后生出一阵凉意，他阅读量的丰富，使你会觉得他是一座活得读书馆附带一个最精确的搜索引擎。读他的书，你会认识到所论之事的复杂，你会再之后谈论起这些概念时多一些慎重，多一些限制，同时，汪丁丁也是一个很关注民生的学者，他不是困守书斋，而是积极入世，希望能在现世践行自己的学说。正是这样两种冲动，即如何在现实中推广正义与如何寻找更好的界定正义方式的冲突，铸就了这本《新政治经济学》，作者的在西方经典与民国大家中旁征博引，试图为中国社会的通向正义的路途指引方向保驾护航。接下来，是一些书评家对该书评论的摘录，之后是一篇完整的该书的读书笔记，由代毓成撰写。
汪丁丁的写作，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思考味。他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比如，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汪丁丁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常有所批判，他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汪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但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在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 --潘启雯 原载于《中国证券报》
作者推荐的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视角。该校教授艾智仁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在新古典经济学“人皆自利”的基本假设下，“一切行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众人均有这种行为时，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艾智仁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并非常规的“资源配置的科学”，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科学”。有冲突就必然考虑正义。贝克尔教授认为经济学假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是人的满足感，即“自利的完整表达是幸福感”。 但就作者看来，正义感才应该是幸福的一部分，他给出的典型案例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义的社会里，尽管你的收入非常高，你也会感觉不舒服。这说明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洛克教授给产权的这一广义定义的实现，并非正义、效率和产权实现的完美形式。由此，汪丁丁定义了幸福的三维空间，“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核心要素是自由，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物质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效率”。 -- 杨庆育 来源：中国新闻周
这里想指出其中两点独特之处：第一，借助于新近兴起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在解释个人偏好与政治权力演化的互动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这一更加直观的概念，使得这一思路更加连贯——个人的偏好与所处的局部社会网络相互影响，而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分布之间又有容易理解的关联；第二，当讨论转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维度时，借鉴西方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各种基本情感的发生机制，以及诸如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相关的特质的理论基础。 --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马英举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本文原载于《财经》2013年第32期（11月11日出版） 作者丁建峰
下面是完整的书评：
完全（有限）理性或稀缺条件下的效率原则一直是经济学人关注的重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也限定在一般均衡的经典框架内不可自拔，纵然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断地攻城略地，对非理性的人类行为却始终无法构成令人信服的解释，夹杂于其中的正义问题，便自然被主流简单化处理，解释力不足。而伴随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深入，现实与理论的冲突日益激烈，正义问题及其伴随的公共选择问题就越发让人难以忽视，以致挥之不去。好的书籍不在于告诉读者什么答案，重点是提出好的问题，或者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框架，新政治经济学一书无疑做到了，它不仅提醒我们正义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同时带领读者从逻辑上的简单自由主义，走向更贴近现实的复杂自由主义。
本书的作者是汪丁丁教授，国内公认的跨学科通才，授课方式自成一派，可谓脑洞极大、天马行空，而这本汇集研究生课程讲义的新书同样延续了既往的风格。不同于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仅限于政治过程逻辑上的理论思索和效果上的实证检验），汪进一步融入行为经济学的前沿发现、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实践智慧等更广泛的视角，试图阐述我国效率与争议问题的复杂性和可能解，这也是他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一贯坚持。
至于吸引普通读者们能读完这部近六十万字生涩的学术著作的动力，相信多是源于对许多冲突的社会现象背后，那挥之不去的对于基本问题的求解冲动。正如费雪晚年不解于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差异一样，许多经济学人抱住理性人、有效市场等概念不放，选择性地沉沦在想象力约束下繁杂的数理建构之中，致使解释力有余，预测力不足。这背后的道理，是汪经常引用的金岳霖先生的一个见解：全体现实可能性的集合是全体逻辑性集合的一个子集。换言之，逻辑性集合可以涵盖的只是某一时刻的全体可能性，对于此后未知的创造性问题总是束手无策。我相信，警惕”体系之危险“的斯密和认为创新来源于”模糊性头脑“的哈耶克，对以上的见解感同身受。此外，身处尤其复杂的历史变革时期，我国国民的思维却异常地简单化，表现为非黑即白的思维倾向、阴谋论的盛行和情景思维的匮乏等等，根据高华和刘瑜的研究，“中央苏区”以来的文化宣传教育的作用影响显著，当考虑到政治情景的复杂性，简单化思维显然不利于解决民主化演变中具体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使之民主化停滞或走向分叉，书中汪多次对此问题表示担忧。另一方面，简单化思维同样影响幸福感的提升，哈佛心理学家吉尔伯特2004年发表的长期研究表明：简单化的幸福感并不真实，其实质不过是自欺欺人。现实生活中，这种对于幸福感认知不协调的例子比比皆是，汪将其原因归结为应试教育和官僚体制下的语言腐败。所以，通过走出“新古典学派”和“简单化思维”的误区，汪把思考我国正义、效率和公共选择的问题的方向，引入了更为传统和复杂的领域，这也使本书多了更多烧脑的现实与哲学思辨。
书的前两讲是汪的序论，他首先指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而理解正义，汪指出了三个核心命题，一是产权学派的核心观点，即稀缺、竞争、歧视、产权的不可分离性，二是罗马人认为的”自由是整体之事“，三是罗尔斯倡导的”正义是社会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接着，他概述了六种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其中最令他满意的是艾智仁的“UCLA”视角，即经济学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科学。而顺着利益冲突的思路，汪引述了全书中最为重要的“最后通牒”实验：简单来讲，就是假设有甲、乙两个人分配100美元，其规则是先由甲写出双方各自占有100美元的份额，乙的份额最少1%，最多100%：然后由乙来决断是否接受甲的分配方案，乙若接受，则双方各自拿走甲所写份额的美元，乙若不接受，则双方收入为零，游戏结束。依照理性人假设下博弈论的观点，甲应该理性地抽走99%的份额，乙同样出于理性会接受自己1%的分配方案，毕竟1美元聊胜于无。但多组实验的统计显示，甲乙均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收入。例如，当甲提出的分配方案中乙占15%时，乙会拒绝而选择收入为零。根据试验后的随访发现，甲和乙的决策统计显著地受到“公平”因素的印象，甚至是唯一的影响。这颠覆性的结果切合了艾智仁的观点，经济学是解决冲突的科学，有冲突就必然涉及正义，于是，汪定义了“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
在书的三、四讲，汪介绍了正义理论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路线之争，与正义理论的社会实践。其中，特殊主义的理论谱系源于社群生活和个人情感而倾向于情感导向，普遍主义源于科层生活及其行为规范而属于理智导向。现实中，当各类实践发生时，其动机自然显得尤为重要，偏向特殊主义的一方，因基于情感所以相对容易找到动机，但由于依赖情景而适用范围偏小；普遍主义的一方，具有更大普适性的原则，但找到动机相对困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色谱”间，分布着其他的正义理论，所以多数的理论实际是二者的一个折中。接着，汪对这两类极端的倾向提供了更基本的解释，他认为：人类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其家庭情感的诉求是特殊主义的倾向，灵长目社会秩序则要求科层化的权力结构，带来了普遍主义的倾向，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中就自然蕴含了这两类倾向的冲突。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便是社会网络的扩展所具有的普遍主义要求和个人情感的特殊主义要求的更大的冲突。
随后的五、六讲，汪引述和比较了罗尔斯、奈特、阿罗、布坎南和森等多位大牛的观点，将问题的阐释提升到了更为抽象的层次上，这两章也可谓是最晦涩的部分。简单归结起来，当人们跨越了最基本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行多人的共同决策时，公共选择问题就会自然发生。而如何加总个人偏好，如何评估不同的集体决策机制，如何把合适的机制变成实践，这些就是公共选择涉及的问题。同时，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由于个人偏好的多样性，采取所谓多数表决的决定规则势必会随之出现独裁现象。因而对于不同的决策机制或政治制度，一般而言，在效率、公平、自由这三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汪同意“奈特命题”的观点，即人性和制度是共生演化的。而基于这一命题，现实问题往往是路径依赖的产物，求解过程无法脱离“传统”，制度、公平、效率、自由等问题在历史时间上交织在一起，愈发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对此，汪看到的可能途径是“对话”、“用脚投票”，以及更高层次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然而，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诚如布坎南指出的，需要有一群“理想的人”（ideal men）。可是，布坎南意义上的理想的人及其群体，尚未出现。对此，汪的解释是由于“实践智慧在西方传统里的漫长缺失，以及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面临瓦解的中国传统里积累着的实践智慧尚未汇入西方传统”。继而，在第七讲，汪主张恢复实践智慧，在基于具备”常识“的基础之上，它类似于金岳霖所言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的“势”，在汪给周其仁做跋的一文中，汪把对”势“的掌控比作中医思路里的”治未病，寻求病之本源“，而这个”病“就是梁漱溟先生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而读过一些励志书籍的人都会发现，许多学者喜欢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实则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因为“人生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功利主义下精神维度的匮乏，但困扰当下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这点同西方别无二致，亟需实践智慧。而该讲大篇幅讨论哈贝马斯、余英时、梁漱溟等人的例子，我的理解，是汪试图通过发现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共通，构造不同文化对话的基础以及拓展实践智慧的一个尝试。
书的最后一讲，汪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了问题的开始，也就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汪深受维特根斯坦认为的“语言的虚妄”的影响，在用词上十分严谨，核心概念不惜大篇幅地追本溯源，这当然从第一讲开始就有所体现，在这一讲，汪首先讨论了文化与传统，及其与社会基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其一是”列维-施特劳斯”代表的普遍主义态度——人类文化存在一种潜在的普遍历史，服从同样的逻辑；其二是“博厄斯”和”本尼迪克”代表的特殊主义态度——人类文化没有统一的历史，只有诸多的历史。当讨论中国问题时，我们需要考虑中国文化伦理本位的特殊性，但伴随中国的对外开放，历史的轨迹又并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范畴，故中国问题必有两重性，也因此，讨论中国必须是跨文化的，既研究普遍主义的社会结构，又研究特殊主义的文化模式，当然这背后需要一些普遍主义的人性假设。最后，汪分两部分讨论了“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对于中国问题，汪通过在前面的章节引述了奈特、布坎南和森等学者的工作，已经证明了政治制度及其共生演化的人性对建立社会合理稳态的必要性，他同意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是使权利受到制衡，但在这一讲，他更多是列举国内学者的工作，如张君劢和张佛泉的观点——制衡权力，代表人格和尊严的人权是第一要义，代表财产和自由的宪政是第二要义。当论及改革的路径，他再次强调“实践智慧”以及建立在实践智慧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重建的重要性，他认为：因为实践智慧的缺失，现代人的集体行动并非古典意义上的政治行动，共同感觉的缺失，使得行为上表现为一盘散沙。
对于人生问题，汪利用韦伯的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三维度框架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建立所谓”真正的精神生活”，即”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相统一“，与现代人的认识所不同，这种生活完全与效率无关，是因为制度主义的传统，偏向效率的制度才长期得以存在。汪相信，如延续以往的路径走下去，由于如今小世界网络中机会与收入极端不公平的幂律分布关系，社会群体过于偏向效率会使社会走到两极化趋势（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他同时指出，这种分化，在中国问题上可能更加严重，因为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普遍”左倾“的知识分子履行着批判社会主流的职能，而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近乎一切方面的因素都在强化机会与收入不平等的分布，我想这可能是我国知识分子表现悲观的共同原因。
读汪的书，读薄相对容易，读厚需要功底。受笔者学识和人生体验所限，对于书中我国的经济政治问题的感受有余，对于汪所谓真正的人生问题体验不足。但我认为，本书对于经济学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我们所忽视的正义问题重新纳入讨论和思考的范畴。而中国复杂问题的求解，需要跨学科知识分子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来共同建立我们的“实践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