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富裕有的国家（或地区）贫困？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最穷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几十倍？为什么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民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及各种公共服务，而最穷国家的人民却几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是高速增长保持了很多年而有些国家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却持续时间很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这些国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文化人类学家等进行了长期广泛的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结论或观点。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特别地，大多数解释能够回答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甚至只是个别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因素呢？
对这些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Prosperity）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因素就是制度，是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结果就造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世界性的不平等。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些国家建立的是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的是汲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通过像微小差别、制度漂移、偶然事件、政治失势者、创造性毁灭、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寡头铁律等概念进行了分析。
本文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二分法”为基础，阐释他们对国家兴衰根源的理论，并将他们的理论与已有的关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进行比较，最后提出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几点启示。
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其人、其文
阿西莫格鲁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Professor ofEconomics）。他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现在拥有美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国籍。他于1989年在约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1年的讲师，接着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然后担任助理教授（1993-1997）、副教授（1997-2000）、教授（2000-200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应用经济学教授（CharlesP. Kindleberger Professor of AppliedEconomics，2004-2010），从2010年开始担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颇为广泛，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技术、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类资本和训练、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阿西莫格鲁从1993年开始发表论文，截止到2012年，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国际顶级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13篇，《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发表论文10篇，《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发表论文12篇，《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itrica）发表论文4篇。他于2005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Bates Clark Medal）。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先后获得了美国出版协会最佳专业著作奖（Association ofAmerican Publish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rofessional ScholarlyPublishing）、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威廉·赖克政治经济学最佳著作奖（William Riker Prize for BestBook Published in PoliticalEconomy）、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政治或国际事务最佳著作奖（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Award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on Government, Politics orInternational Affairs）。
罗宾逊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David Florence Professor ofGovernment）。他198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墨尔本大学担任讲师（1992年9月1日至1995年8月30日），在南加州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95年9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助理教授（1999年7月1日至2001年7月1日）和副教授（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哈佛大学担任政府学教授（2004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从2009年7月1日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至今。罗宾逊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经济和政治发展。他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际顶级期刊和重要论文集中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5部。其中，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11篇，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3篇，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1篇，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论文2篇。罗宾逊与阿西莫格鲁以及另一个共同的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共同发表了近三十篇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文，罗宾逊和阿西莫格鲁共同出版了《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重要著作。
二、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制度二分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说法，而是进一步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特别是他们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佐证和解释。
（一）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汲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汲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Gates）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汲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汲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汲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汲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汲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三、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一）汲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汲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无论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资源，无论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这样，在汲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他们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可能不是基于劳动者的自愿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强制进行。比如，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当生产的物质产品越多越丰富的时候，攫取者能够攫取到的资源越多，能够攫取到的产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实现或者促进增长的强烈激励或动机。
在汲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前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是至少实现了50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够与西方对抗的国家。所以，在汲取性制度下，不仅当局、当权者（即攫取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只不过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能够持续而已。
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职期限，而不可能无限期任职，这会导致其短期行为，也就是在其任职期限内尽可能攫取，而不会有长远打算。
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虽然被强迫努力劳动或者工作，但不是自愿的劳动激励，结果就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劳动，也会在实际上努力不足。比如前苏联的确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工人们的激励越来越小，因为工人们会想出越来越多的办法对付强制他们劳动者，消极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展开竞争，使得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展开竞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的激励，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比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竞争者为获得垄断地位而相互竞争或斗争，必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汲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在包容性制度下，生产者有充分的激励从事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能够占有所生产产品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并且对此有稳定的预期，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完全是内生的，不需要强制，这种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长久进行下去。
（三）汲取性制度下和包容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的比较
四、分利集团、寻租与汲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于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和汲取性的划分特别是汲取性制度虽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的分析，跟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的寻租理论、奥尔森（MancurOlson）的分利集团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将阐明这些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系。
不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兴衰历史研究中选取的案例与奥尔森有所不同。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奥尔森将英国作为经济长期不发展的典型，英国是发达国家，但是从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发展缓慢，但是美国、日本、原西德（联邦德国）等国家或地区迅速增长，奥尔森的解释是英国在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形成了强大而牢固的分利集团，而美国经过南北战争、日本和原西德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国内的利益集团。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著作中，英国却是采取包容性制度的典型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议会、对君主或国王权力进行限制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虽然现在增长缓慢，但是一直在增长而且已经了持续了数百年。
通过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汲取性制度和共荣性制度理论及其与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关于国家兴衰的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给出充分条件，包容性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倒是给出了经济落后或国家失败的充分条件，即汲取性制度，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那么注定会失败。其实，之前研究国家兴衰的文献，大多数也都是强调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而很难找到国家兴起的充分条件，例如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中的讨论，给出来的也只是国家衰落的条件和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真可谓“失败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条件”。
第二，汲取性制度如何转向包容性制度？既然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汲取性制度，那么它们能否转向采用包容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有可能，但是主要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有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从汲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例如非洲的博茨瓦纳。主要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所谓的“寡头铁律（ironlaw ofoligarchy）”，其含义是指在许多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在暂时转向包容性制度之后又退回到汲取性制度，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阻碍新制度的建立或者新的既得利益者也有维护既得利益的要求。二是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受到像灾害、战争这样的偶然性历史事件或者某个偶然的历史人物出现的影响。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找到了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但是没有能够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奥尔森倒是强调几十年发生一次革命、外敌入侵、对外开放等可能会打破国内利益集团。然而，这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分析国家失败的根源容易，但是如何保证国家的兴起却是困难重重。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只能是关于国家失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多少年才算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讨论的重点是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可能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实现。那么，持续增长多少年才算长呢？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讨论，他们并未对此做出说明，而是重点强调当前的发达国家都是采取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比如英国已经持续了三、四百年，美国持续了二、三百年，日本持续了一百多年。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英国虽然已经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在18世纪、19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到20世纪之后英国已经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超越，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并且英国长期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按照奥尔森的观点，英国是经济衰落国家的典型，因为其国内充满了大量的分利集团。
第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败的是唯一因素还是多种因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试图将制度作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败的唯一因素，他们特别分析“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当局无知论”等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解释，并且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能够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成败问题，都存在无法解释的现象或问题。还有许多理论是综合所有这些方面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多方面或多因素的解释难以把握问题的核心，无法进行改变。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解释是从15世纪开始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各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不太大，而从15世纪之后各国家出现的“分流”才需要解释。但是，问题在于15世纪之前各国家的微小差别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没有进行解释。比如，南美和北美的矿产资源的差别，在西班牙到达南美之后，能否劫掠或抢夺金银等贵金属和其他贵重物品，原因是这个地区存在这些资源，在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后，也曾经想学习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模式，但是由于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等原因没能够采用西班牙殖民北美的模式，后来不得不采用以发展生产进行殖民或者说就是移民的形式。这种初始条件上的微小差别是如何形成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解释。他们强调了微小差别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解释其形成的根源。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能有制度的作用，但是初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没有分析。初始制度的形成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特别是物理层面的因素，如地理环境。
第五，中国的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阐述了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的态度和理解。他提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内涵，他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以下含义：一是全球层次各国家之间的包容，即各国家都应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二是国家层次内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包容，各地区需要协调发展，各阶层都可以从增长中获益；三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够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且还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协调发展；四是全民包容，即经济增长是为了惠及全民，人民共享增长的收益。这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提到的包容性制度是相通的。在包容性制度下，增长依靠全民实现、增长的收益归全民所享、全民都有机会参与到增长的实现中。这与中共“十七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需要实现全民富裕的目标，需要把增长实现的收益在全社会分享，需要让全民参与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去，不但要求全民参与，而且要保证全民有平等、公平的机会参与。
格兰德河的经济
诺加利斯城由一道栅栏分割成了两部分。如果你站在南边,向北望去,你就看到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那个地方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在30000美元左右。绝大多数十多岁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大多数成年人受教育水平至少是中学毕业。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非常不完善,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康,按全球标准来衡量预期寿命很高。许多居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都可以得到医疗服务。这只是绝大多数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这些公共服务还包括: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以及把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城市联系起来的公路网,此外,还有法律和秩序。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无须担心生命或安全问题,也不必害怕被偷、被征用或者其他可能对他们在商业或住房的投资造成危害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政府低效率,也存在偶尔的腐败,但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仍想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可以投票选举他们的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还参与投票选举总统以决定谁将领导他们的国家。民主是他们的第二本性。
栅栏南边,仅仅几英尺之遥,情况却完全不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生活在墨西哥一个相对繁荣的地区,但是户均年收入却大约仅为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1/3。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大多数成年人未受过中学教育,很多十多岁的孩子辍学在家。母亲们为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担心。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居民的平均寿命毫不奇怪地低于他们北面的邻居。他们也没有公共娱乐设施,道路条件很差,法律状况也很差,犯罪率很高;开公司属于高危活动,不但要冒被抢劫的风险,而且为开业获得所有的许可盖章也要历尽艰辛。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每天都要忍受政客的腐败和无能。
与他们北面的邻居相比,对他们来说,民主只是最近的事。在2000年的政治改革之前,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就像墨西哥其他地区一样,一直都在制度革命党(PRI)的腐败统治下。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地方本来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可是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它们在地理、气候上毫无差异,而且病菌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来回传播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两个地区的流行疾病都没有差别。当然,两地的居民健康状况差距很大,但是这与疾病环境无关;而是因为边境线以南的人民生活条件较差,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
要不就是两地居民存在很大差别。难道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代,而南边的居民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非也。边境线两边的人的背景非常相似。墨西哥于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之后,诺加利斯周围地区就是墨西哥的“上加利福尼亚暠(ViejaCalifornia)的一部分,甚至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之后,仍旧如此。在1853年加兹登购买协议之后,美国的国境线才扩展到这个地区。当年N.米奇勒上尉(LieutenantN.Michler)在边境线驻守时,曾记录下这里有“诺加利斯美丽的小山谷暠。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两边,建起了两个城市。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结构以及相同的音乐,我们可以大胆断言,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暠。
当然,对诺加利斯两个部分的差距,有一个非常简单而明显的解释,而且大家可能早就猜到了,这就是:把它们分成两部分的国境线。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在美国,其居民拥有的是美国的经济制度,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获得教育和技能,并且鼓励他们的老板投资于最好的技术,从而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工资。他们拥有的政治制度,也能让他们参与民主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且在代表不尽职的时候再通过选举替换之。因此,政治人物就会提供居民需要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到道路和法律秩序)。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具有不同制度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这两种不同的制度给两个诺加利斯的居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激励,也给打算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家和商人带来了不同的激励。两个诺加利斯以及它们所在国家的不同制度带来的这些激励就是国境线两边经济繁荣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成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殖民早期不同社会形成的方式。制度分化就发生在那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为了理解这种分化,我们必须从北美和拉美殖民地的形成开始进行讨论。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