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守门人现象？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现实中很多问题的出现都与守门人或守门过程密切相关。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risk society theory)主要关注现代化的高级阶段(advanced modern period)所产生的各种风险以及它们如何能够被妥善处理。
贝克尤其强调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是“人为制造的”，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所面临的自然性风险。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增加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从而催生了大量拥有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守门人。这些守门人在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同时，也矛盾地带来了不易察觉或很难克服的新风险。换言之，守门人或守门过程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的来源，无人可以确保守门人或守门过程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不会带来新的问题。
的确，守门人及其守门工作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并不总如人意。我们时常可以发现守门人（或其背后的个体、群体或组织）腐败、缺位、不合格或未尽职的问题，这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因为对守门人和守门过程的认识不够深入，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低估了这些风险与影响。我们需要更好地研究守门人和守门过程，妥善处理相关的风险，从而让各种守门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更好地改善国家治理与企业管理。与前一章大体相对应，本章的讨论以日常生活和虚拟世界中的典型守门人现象为基础，重点阐述守门人风险的不同表现形式，以方便读者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理解。
乾隆帝吃不起鸡蛋
乾隆帝有事召见大学士汪由敦，随口问他早晨从家出门有没有吃过早餐。汪由敦回答道，臣家里穷，早餐只是吃四个鸡蛋而已。乾隆帝听罢大吃一惊，对汪由敦说，一个鸡蛋要十两银子，四个鸡蛋就是四十两银子。这样吃法我都吃不起，你居然还说自己家里穷？汪由敦一听便知是内务府官员蒙蔽皇帝，从采办鸡蛋中揩油，却也不敢道破，只好辩称自己买的鸡蛋属于残次品，每个鸡蛋仅需几文钱，与皇帝每日享用的特供鸡蛋不可相提并论。
无独有偶，晚清名臣翁同龢贵为帝师，光绪皇帝有一次问他，南方的饭菜非常好吃，不知道老师在南方家乡时一般都吃什么？翁同龢回答，吃鸡蛋比较多。光绪帝听完心里非常惊讶，因为御膳中一个鸡蛋便花费四两银子，价格太贵，所以自己身为皇帝也不常吃。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按说鸡蛋的价格属于很普通的常识，只要稍加询问便可知道准确答案。十分有趣的是，2013年中国台湾一档美食节目中，某专家也声称中国大陆民众人均收入水平太低，以至于一般人连茶叶蛋都吃不起。但是如果皇帝身边的守门人蒙骗舞弊，其他人畏于守门人的权势而不敢将真相道破，那么守门人将皇帝忽悠得团团转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死后，丞相赵高打算谋反，但怕大臣们不配合他，于是设计向秦二世献上一只鹿，并当众称这是一匹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当成马。赵高问左右大臣，有的大臣一言不发，也有大臣说是马以阿谀迎合赵高。对于那些说是鹿的大臣，赵高后来便在暗地里构陷他们并施以刑罚。如此一来，大臣们都畏惧赵高而不敢在皇帝面前说真话了。从这一典故来看，成语“指鹿为马”的意思不仅是故意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深层次的寓意乃是警醒地位较高者要提防守门人风险，即为他们服务的守门人也有可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将他们彻底架空。
金融危机和不平等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科菲著有《守门人》一书，专门讨论公司外部的守门人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在科菲教授看来，守门人是“以自己的职业声誉为担保向投资者保证发行证券品质的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具体而言包括审计师、律师、证券分析师及资信评级机构等。尽管这些市场中介机构作为守门人，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公司，但他们实质上是在为投资者服务。投资者与投资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必须依靠一些市场中介（即守门人）来获取有关投资对象的信息。如果守门人提供的信息有误甚至是虚假的，那么便会误导投资者的决策，从而使得他们的投资面临较大的风险，甚至引发严重的市场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便是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市场监管部门等守门人的失职和腐败导致的。
守门人如果不能中立无偏的开展工作，还有可能造成或加剧市场上的各种不平等。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职业介绍所因为帮助其雇主（即有用人需求的个体或组织）缩小目标职员的选择范围而可被视为守门人。但不幸的是，这些守门人的工作过程并非是中立的，他们因虑及雇主对雇员的性别偏好而在挑选雇员的过程中会比雇主更为保守，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业市场上的性别分化和职场不平等，而以往认为这种不公主要是雇主造成的。例如，面对一份较高薪酬的临时工作，假使职业中介预期雇主会比较愿意使用男性，则他们便会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男性推荐给雇主作为最后的备选考察对象，从而增加推荐雇员成功的概率。但事实上雇主最后挑选雇员时，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职业中介那么严苛。这一案例启发我们可以从守门人风险的角度去理解市场上的诸多不平等问题。
科斯困境
由于信息爆炸和专业分工，现代政府和大中型企业的决策者也不得不使用各种类型的守门人，协助收集处理信息以及提供决策选项。但正如本章的题头语所指，由于决策者和守门人之间存在权力和信息的双重不对称，守门人在辅助决策的同时也可能使做出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如果决策者对守门人辅助决策的过程缺乏实质性控制，甚至会使自身成为守门人的囚徒。换言之，守门人不仅可能误导决策者，而且可能架空决策者，这些正是守门人带给决策者的最大风险。对于决策者而言，不仅要关注摆在自己面前的决策选项，还要系统评估决策选项的产生过程，也即守门人的工作过程。
在当今政府决策和企业管理中，科斯描述的这种守门人和决策者之间的困境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例如，下级拥有的信息传递不上来会使上级很难作出科学的决策，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传递也容易导致上级决策失误。换言之，上级虽可以指挥下级的行动，但下级可以影响上级的信息获取与问题认知，进而影响上级的决策。科斯敏锐地看到了守门人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通常人们只是注意到决策者对守门人的影响，容易忽略守门人对决策者的影响。
在实践中，决策者如果能够妥善处理科斯困境，便可获得巨大成功，反之则容易陷入失败的境地。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益的经验教训。例如，哈佛大学的清史研究专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认为，清朝创设的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确保了统治者能够在既有的官僚行政体系之外拥有独立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渠道，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是康雍乾盛世出现的重要原因。而乾隆晚期清朝之所以发生衰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密折制度逐渐失效，军机处的官员也发生了腐败，这导致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被大小官员所控制。欧立德教授甚至将此称之为“乾隆最大的失败”。
“搜索引擎依赖症”
搜索引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它日益依赖，甚至有时候会被它所控制。但普通公众不太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图2-1展示了百度搜索引擎的基本工作原理，即根据用户查询的关键词和页面的相关值从高到低对页面进行排序。如果被排在最前的页面正好是用户所需要的，并且提供的信息准确可靠，那么搜索引擎作为守门人的工作是有效的，否则它便极有可能对用户产生误导。
事实上，各类搜索引擎作为用户守门人的同时常常也是商业经营者。对网页进行排序是它作为守门人为用户提供的主要服务，其中暗含了对相关信息和其他经营者的评价和推荐，而这种评价反过来又成为搜索引擎用以营利的工具。这就不可避免的使得搜索引擎容易陷入角色和利益冲突，从而给用户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对“腾讯大战360”一案的终审判决，其实也为搜索引擎这类守门人的行为规范提供了参考：“经营者对于他人的产品、服务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并非不能评论或者批评，但评论或者批评必须有正当目的，必须客观、真实、公允和中立，不能误导公众和损人商誉。经营者为竞争目的对他人进行商业评论或者批评，尤其要善尽谨慎注意义务”。
在一些国家，很多人过分迷信谷歌，潜意识中甚至认为谷歌几乎无所不知，因此遇到任何问题都习惯从谷歌中找答案。一些人甚至习惯于生病后首先向谷歌求救，然后再去医院找医生看病。如果医生的诊断与谷歌搜索得来的结果不一致，病人便会怀疑医生的诊断，使得医患之间的沟通较为困难，病人常常也会因太相信网络自诊而生出一些不必要的恐惧。 这种情况被形象地称为“谷歌病”，或者我们也可以将此类情形称之为“搜索引擎依赖症”。
的确，如果不仔细辨别搜索引擎提供的搜索结果是否可靠无偏，那么“搜索引擎依赖症”便会给用户的认知和行动带来困扰和风险。此外，谷歌等搜索引擎一般还会收集用户的使用记录和习惯并将之用于商业推广，同时搜索引擎也使得网络公共空间的范围日益扩大，这些都加剧了用户隐私暴露以及隐私被不当利用的风险。
谷歌等搜索引擎带给我们更深层次的风险是：知识的碎片化和快餐化趋向不断加深。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网络搜索引擎只能抓取到那些已经被网络化的信息，而通常将这些信息进行网络化的工作都是中青年人完成的，他们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中青年。但是中青年显然不能够代表全体人口的知识储备和需求特征。对于年轻一代来说，遇到什么问题都喜欢“在网上搜索一下”，他们相信“搜索一下”就可以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已经有学者指出这种习惯使得图书馆在学生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通过努力学习以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传统思想正在受到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