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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构建主义者的学术之路:读《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

按:闻诺斯去世。这是自己少有的仔细写过读书报告的一个经济学家。他的一生很是传奇,进入经济学之路更属偶然。他与福格尔一起开创了计量史学,他有关制度的分析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经济绩效来源的看法。仅以此文纪念之。

其人

道格拉斯·诺斯,因为对制度开创性地运用经济理论和制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开辟了经济史研究的新天地,而在1993年与罗伯特·福格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收录的这篇文章正是诺斯在领奖时发表的演说。
 

诺斯在国内的知名度很高,在制度经济学派学者中可以说仅次于罗纳德·科斯。他的许多著作也为人所熟知,如《西方世纪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等,有些甚至成为了畅销书而一再重印。在著作之外,诺斯也曾多次来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举办讲演、参加学术讨论,从而使得他的观点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界得以流传,许多论调我们也是耳熟能详。

诺斯于1920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父亲是保险公司的经理,有兄姐各一。因为父亲的工作的缘故,他的幼年时期是在搬家之中度过的。又因为母亲的开明和对多元教育的推崇,他甚至在欧洲(洛桑)求过学,直到11岁才回到渥太华完成了小学教育。不过好景不长,小学之后又是一轮流离。从渥太华到纽约、长岛,诺斯最终是在康涅狄格州完成的高中教育。

虽然一路颠簸,然而因为“聪慧而又有求知欲”的母亲的存在和帮助,诺斯说他的知识发展路径并非无迹可寻。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诺斯在大学入学那一年(1938年)放弃了哈佛的入学机会而选择了离家更近的加州伯克利。也就是在那里,他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参加了诸多的学生活动。诺斯说,当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吸引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无法解释并解决大萧条[1]。马克思主义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令他的生命全然改观,甚至随着苏联参加二战而从反战转而支持战争。因为参加学生运动的缘故,诺斯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好。不过他选择了三门主修课程: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也即三学位)。大学毕业之后,他在美洲大洋洲的商务船务公司中当了三年的领航员,并乐在其中。也正是在三年海上的时间中,他进行了不断地阅读,立下成为经济学者的志向,并在结束领航员生涯之后进入了加州伯克利继续深造。[2]

伊始开始他的研究生涯,诺斯就为自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即找出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然而,由于对正统理论没有任何感觉,他走上了与科斯不同的道路。冥冥之中似乎安排好了一切。因为大学成绩不佳,当时的主流经济学院校如芝加哥大学都不愿意接受他,也因为对经济学知识乏善可陈,他选择了不相信理论却对经济史了如指掌的教授M·M·奈特(弗朗克·奈特的兄弟)作为自己的导师。当时在伯克利给他带来深深影响的老师也都如奈特一般,不在正统经济学之列,以至于他调侃自己直到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之时才开始从唐·高登这位优秀的青年理论家那里学习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过也正是华盛顿的这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在奖学金的资助下,诺斯在东海岸从事了一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讨论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企业家学派的学者,如熊彼特。沿着有关寿险的博士论文成了他自己早期研究的重心。

而后他的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他一直以来试图发展的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他的初步工作在JPE(《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起了一个好头。1956年,在一次经济史学会上,诺斯幸运地结识了当时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部的主管费伯利肯,并受邀成为研究员。在NBER的研究工作同样给诺斯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为他的数量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十年,诺斯专注于美国经济史的研究,并形成他的第一本专著《1790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对市场在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中的运作进行了直截了当的分析。在这十年中,诺斯与他的几位学生和NBER和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同仁一起,发起了经济史研究的改革行动。借助于每年举办一次的年会平台,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争论,使得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开始扩大,大学的经济系也开始对经济史产生兴趣并开设教职。

在1960年代中期,诺斯决定把研究重点从美国转向欧洲,契机是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前往日内瓦进行一年的访问研究的资助。这一决定全盘转变了诺斯的学术生涯,因为他发现,新古典理论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也因此,诺斯开始了他寻找新的分析架构的学术路径,从而有了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一系列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从简单地应用制度理论解释经济绩效,到认识到制度运行本身存在的成本,放弃制度有效的假设,进而到放弃理性人的行为假设,纳入时间变量,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诺斯的思考日益深入。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诺斯发现政治进程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把政治过程纳入到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过程中来,他开始寻求构建政治-经济模型。为此,诺斯甚至放弃了呆了三十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于1983转到圣·路易斯大学与玛格瑞特·列维等学者一起,创办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拾起了大量有关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已经在进行的工作。

经过不懈努力,诺斯提出了一套比较一般化的模型,以说明政治市场如何自然地要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与之前作的逻辑一致,诺斯的着力点放在了政府运行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上,并识别出了影响到政治市场的效率的几个关键要素:每个投票者了解政治动机的激励不强,缺乏有效的第三方以及竞争非常不完全。

所有这些工作的结果就是诺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革和经济表现》一书。在这部著作中,诺斯试图综合以往所有的研究,并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他首先区分了制度与组织。认为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是参赛者。组织的存在是因为个体发现制度之中潜在的获利机会,而组织之间的竞争又让组织不断地修正制度架构,以改善自己的竞争地位。于是,竞争的强弱就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速率和方向。在这部著作中,诺斯开始纳入一个新的解释变量,也即参与的学习认知。诺斯开始思索理性这个假定。因为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一种意识形态可以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诺斯认为,只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才能理解心灵学习和决策的方式,进而把握这种决策模式在外界环境中的反映——意识形态。

在理解人类学习的过程之中,诺斯借鉴了哈耶克强调的集体学习思路,强调了过往的经验在人类的语言、制度和行为之中的反映。由于不同的时空环境可能造成不同的经验,因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语言、制度和行为,进行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自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继续沿着构建一个对分析长期经济过程、社会和经济变迁更有裨益的框架的路径前行。带着这一目标,诺斯日益深入到认知科学之中,试图理解心智和大脑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与人们进行决策选择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形成的信念体系的关系。显然,把这些纳入考量是构建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诺斯不仅试图结合政治和经济,而且试图纳入社会理论,因为显然理解制度变迁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理论,而且必须试图纳入社会科学并把他们纳入到认知科学之中。结果就是《理解经济变迁的进程》这本小册子的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与这种持续的有关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过程的思考相连,诺斯和科斯在1997共同发起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组织(ISNIE)。该组织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于1997年在圣路易斯召开,而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关于制度研究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持续地推动新制度研究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与中国中生代学者对把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应用于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中那巨大的热情相结合,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了指导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理论源泉。诺斯在这个过程中很好地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

其文

这篇文章是诺斯在诺奖获奖时的感言,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之前工作的一个总结。因此,为了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我们不仅需要把握文章本身说了什么内容,还需要从总体上结合诺斯自己思想的发展。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先就这篇文章的内容做些介绍与解读,而后再融合诺斯一直致力于思考的制度变迁以及社会经济进程这个大背景做一些阐发。

这篇演说词总共分成七个部分,逻辑非常清晰。在第一部分中,诺斯阐发了他的研究出发点:新古典理论存在缺陷,忽视了制度和时间两个关键变量。在第二部分中,他回顾了制度学派学者(包括他自己)就制度的性质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已经做出的一些探讨。在第三第四两个部分中,他说明了他想引入的两个变量:制度和时间。他先是简单地说明了制度变迁的性质,然后描述了一个认知模型。在第五部分中,他把制度和认知结合了起来,放在经济史的背景之中用来共同解释社会经济绩效。第六个部分说明了这种方法可能带来的突破,最后一个部分则提出了这种方法的政策含义。从总体上看来,这篇文章概括了诺斯在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的引领下所做的一些工作,并埋下了将要展开的工作思路的伏笔。[3]我们且随着诺斯那清晰的思路一路前行。

在边际革命以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主流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大厦中最基本的支撑点即是被奉为经济学基础、甚至被神圣化了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从斯密那里来的“看不见的手”被精密地数理化,尤其是Kenneth Arrow和Gerard Debreu的一系列贡献奠定了这一框架在经济学中的支配地位。后续的经济学家进而把这一框架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理论来使用,推广到整个经济学的其他分支领域,以至于“没有任何经济学的分支在没有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应用子领域前,可以宣称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Rizvi,2005)。[4]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经济学研究都是从偏好、技术(或者可能集)与制度(有的还包括信念)的概念出发,在确定模型的基本参数后导出模型。依据该模型,给定偏好、技术与制度,就会有一个结果向量(预测)(Plott,1991)。也就是说,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者而言,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所有变量都给定之后,市场的均衡是否可以实现;或者某某因素变化之后,均衡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比较精通分析)。他们只关注市场在理想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关注市场是如何发展演化并形成的;这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更是一个静态的世界(North,1993)。因为偏好、技术、制度都是不变的,产权界定是清晰的、交易是没有成本的、信息是完全的、行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它至多只告诉我们,当资本、劳动(进而人力资本)、技术要素供给发生变化时,经济进程的绩效会有何改变;它没有告诉我们,当时间变化、制度变化之后,经济进程的绩效会如何演进。这一系列的假设决定了新古典理论在面对现实、在开药方时的苍白无力。诺斯就是在这么一种考虑之下展开他的研究工作的。他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塑形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决定了行为者是否会在资本、劳动、技术上进行投资。因此,不理解制度,就无法理解经济进程。而要理解制度就首先需要明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需要把制度放在一个时间进程之中进行考虑。正是基于此,诺斯锁定了两个关键变量:制度与时间。

先看制度。在诺斯看来,制度是人类设计的规范人类相互作用的约束,由正式约束(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约束(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及它们的实施机制组成。它们共同规定社会及特别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沿着科斯(1937)所开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路径前行,诺斯把生产费用分解成为交易费用和转形费用,再次强调了在一个交易费用非零的世界之中,制度的重要性。诺斯看到,要实现新古典理论所说的有效市场,所需要的信息和制度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在现实中几乎很难实现:“个人一般依靠不完全信息并用常常错误的主观推导的模型行动;信息反馈一般不足以纠正这些主观模型。制度不一定是社会有效的,甚至不常是为社会有效创造的;不如说它,或至少是正式规则,是为服务于那些有谈判权创造新规则的人的利益而创造的。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上,谈判能力不影响结果的效率;但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它确有影响。”(North,1993)诺斯接着进一步强调,在经济市场中发现有效市场的难度已是如此,要发现有效地政治市场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为在那里,“衡量和强制执行契约要更为困难。……竞争远不如经济市场那般有效。”(North,1993)诺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界定和实施财产权的是政治组织,因此有效的经济市场如此例外就不足为奇了。”

在阐述了制度的重要性之后,诺斯进入到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探讨之中。他简要地总结了自己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所做的探讨,首先对组织和制度进行了区分。在诺斯看来,制度可以看成是游戏的规则,而组织及其企业家们则是其中的玩家,由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的而拴在一起的个人和集体所组成。组织的出现和形成是因为这些个体和集体发现了制度变迁之中潜在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组织企业家的概念。比如私人企业家在发现市场中获利的机会的时候就会创建企业,而政治企业家在发现政治改革之中存在获利的机会时就会创建政党。“如果制度架构给海盗报酬,则将诞生海盗组织;如果制度架构给生产活动报酬,则将诞生企业以从事生产活动”。这些政治的、经济的企业家们不断运用自己的才能或者默会知识搜寻获利的机会,估计成功的概率,用组织的资源进行冒险(adventure)事业,以获取潜在收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制度的创造性破坏(创新)的过程。当然,当组织发现制度创新可能给自己带来损失时,就可能会尽力阻止制度创新。

既然制度变迁的主角是由个体行为者所组成的组织,行为者也是反应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了改变性行为,那么理解个体行为者是如何构造外部环境对于理解制度变迁而言就非常重要了。也因此,诺斯强调:变化的来源可能是外生的(比如另一个经济体中产品价格的变化使得给定经济体中企业家们对于盈利机会的看法发生改变),但是最根本的变化是源自于个体以及由个体所组成的组织的企业家们不断的学习,对外部环境、获益机会的型构。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诺斯切入到了对个人心智、认知模型的考虑之中。

而为了研究人类的学习,就必须打破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于是,沿着赫伯特·西蒙所开辟的有限理性思路,诺开始尝试在他的分析框架之中纳入认知科学的相关阐释。他认为,行为者的学习认知过程取决于三大要素,首先是遗传。遗传奠定了学习的基础;而后是个人经验,包括来自物质环境的经验和社会文化语言环境的经验。经验是支撑这个结构的支架。不过由于每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因此行为者的心理模型可能是有差异的。为了减少这种差异,就需要有第三个要素的加入,也就是共同的文化遗产。这种遗产包括经验之外的许多内容,如宗教信仰,可以成为代际之间转移同意的知觉的手段。

整个学习认知的结构由组织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知觉、经验的范畴所组成,以此为基础,便构成了我们说明和解释环境的心理模型。范畴与心理模型都将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演变,从新经验中得到反馈,或者加强或者修改。这个过程就是学习。“心理模型和制度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心理模型是个人认知系统创造的内部表示,以解释环境;制度是个人创造的(心的)外部机制,使环境有结构和秩序。”(North,1993)由此,诺斯便把心智认知框架和制度环境框架结合到了一起。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用这个分析框架来解释社会经济进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诺斯逐步认识到,制度并不一定就会保证经济绩效。诺斯在他的这篇演说词中举了一个非常形

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人类诞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看成24小时的时钟,那么公元前80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农业文明不过是这个时钟最后的3到4分钟。在其他时间中,人口虽然有增长,但是速度极慢。进而,如果我们把文明时代,也即从公元前8000年左右开始到现在的大约1万年时间比成一个24小时的时钟,那么人类最辉煌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最近的250年,这在24小时时钟上不过只有35分钟;之前的23小时之中甚至有过倒退。即使在这35分钟中,也并非全世界经济都齐头并进,大部分的增长集中于西欧和英国的海外延伸区域。那么,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出现呢?

诺斯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考虑一个社会中的个人通过时间而进行的学习,尤其是一个社会的积累性学习。诺斯用哈耶克的“集体学习”一词来说明这一点。由于随着时间的进行,不同社会演化出了不同的语言、经验,发展出了不同的心理模型来解释他们的环境世界。这种学习过程所形成的遗产影响着后来者的学习,我们可以用路径依赖这个词来捕获过去对现在和将来的强大影响。通过不同的学习进程,不同的社会形成了非常不一样的制度约束。典型的,虽然这些约束提供了文化的连续性,但是却不能保证这种积累的知识必然适合于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新问题,从而导致不同社会解决稀缺性问题成功程度出现差异。西欧和英国国家的成功在于,随着人类变得日益相互依存,随着环境复杂性的增加,他们发展出了可以捕获贸易、分工、专业化的潜在好处的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使得匿名的、非人格化的、跨越时空的交换成为可能。而其他文明则被锁定在一个制度网中,未能发展出这种制度结构。诺斯指出,虽然很多人关注到西欧近代知识发展和技术进步对经济绩效的有益帮助,但却很少关注到这种制度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可能更为根本,因为它们决定了行为者获取知识的激励所在。

诺斯认为,这种制度/认知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不同社会中经济绩效的差异,认识经济进程的路径依赖,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变化过程中制度、技术和人口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5]。基于这些分析,诺斯总结出三点重要的一般规则:(1)因为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及实施特征一起塑造了经济业绩;(2)政治组织显著影响经济业绩,因为它们界定和强制实施经济规则;(3)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对经济增长进程而言极有建设性的一些政策含义:(1)规则的兼容性比引入什么规则更重要;(2)创设可以创造并实施强有效地产权体系的政治组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非常重要。

其书

虽然诺斯在这篇精辟短小的演说词中凝练地概括了自己一直思索的问题和所做的努力,但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那还必须回到诺斯一生的学术脉络上来。从诺斯提供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中可以看出,诺斯的思想演进大致展现出一个从非主流到新古典化—寻求出路—确立分析框架—独树一帜的过程。

从前面所介绍的诺斯生平可以看出,学生时代的诺斯独爱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历史分析学派影响的旧制度学派和一些非主流经济史或者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影响。不过他已经立下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志向,并确立了作为自己终生追寻的目标的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正式因为确立了这一目标,诺斯选择了经济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去到华盛顿大学任教之后,诺斯才在同时戈登的带领下开始系统学习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仅开始把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数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之中,完成了自己有关人寿保险的博士论文,以及许多有关美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第一部著作——《1790至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这个时期的诺斯,似乎展现出的是一种主流化的倾向。不过,情况马上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的契机是由福特基金资助的为期一年的前往日内瓦的研究计划(1966-1967)。因为这次资助,诺斯很快发现,自己所掌握的新古典框架完全不足以解释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进程。于是,诺斯不仅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美国转向欧洲,而且开始尝试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并最终导致他学术生涯的全盘改观。

在诺斯看来,新古典理论关注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定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不过新古典理论对市场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只字不提。与此同时,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不关注动态,不关注经济随着时间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为了把握这种动态演化,就需要有新的工具和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诺斯感觉到,制度理论可能带来变化。不过他认为,旧制度学派的学者们如凡勃伦、康芒斯等虽然观察透彻,却并没有能够提供一整套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和制度的变迁。诺斯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老制度经济学无法替代新古典并渐趋没落的原因所在。马克思的模型有着很强的包容力,切中一些好问题,并对长期变迁有所说明,然而其中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义阶级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忽视了人口变量的作用。与此同时,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未能回答长期进程中提出的问题,但却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范式如个人主义的分析路径、对竞争范式的强调等等。因此,如何能找到融合上述各种方法优点的理论架构便成为了诺斯的追求目标。他找到的切入点和理论框架基础是制度分析。

为什么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制度上来呢?诺斯认为,这是因为制度是人类为了框架化不确定的世界而建立的。作为游戏规则,它还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中各个主体的行为激励框架。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以及转换成本,而这种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经济的绩效。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考虑,对制度的关注构成了诺斯在1970年代以来的工作的核心。这集中表现在1971年与戴维斯合作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和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两本书的出版上。在这两本书中,诺斯及其合作者试图发展出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之中。他们试图找出经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和组织是如何产生并演化的,试图识别出导致良好的经济绩效的关键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在不同环境中的演化路径。

不过,在这种阐释的过程中,诺斯发现,新古典框架的不足日益凸显。比如,依照该框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制度是有效的,而有些制度是无效的。在这里,制度只是被当成一个解释经济绩效的变量,其本身的变迁由什么因素决定,尚无答案。因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不通社会中经济绩效的差异。于是,诺斯在他接着的工作中尝试突破这一点,破除制度有效的假设,并尝试着解释“无效率的统治”为何会长期存在。这就是那本深受新制度经济学派学者如科斯、张五常、巴塞尔所影响的非常著名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在这部作品中,诺斯不仅娴熟地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范式来解释不同组织(包括政治组织)的交易成本,而且还纳入了一个崭新的变量——意识形态,阐释了意识形态如何会影响到经济和政治决策,进而经济绩效。

在这个过程中,诺斯试图确立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的想法日益凸显。在诺斯的想法中,这种确立必须要纳入两个因素:政治和认知。一方面,诺斯在向着更高的上层建筑前进。在诺斯看来,政治规则决定了经济规则,特别的,可以导向良好的经济绩效中最关键的制度安排之一——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等一般是由政治决策过程所界定并实施的。于是,诺斯萌生了发展出一个一般化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的想法。[6]另一方面,诺斯则试图向制度背后的个体认知决策领域之中延伸。诺斯敏锐地意识到,理性的假设是有问题的,个人的信念、偏见、意识形态等等显然都可能影响到决策。因此,如果不把握这方面的作用机理以及个人信念体系、意识形态形成的机理,我们必然无法把握制度的变迁,进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经济进程。于是,诺斯开始在经济史分析中引入认知科学、政治科学,在一个一般化的框架之中寻找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进程演进的根源。

不过由于对所确立的这两个方向相关知识的欠缺,诺斯一直试图寻找合作者一起完成模型的构建。为此,他甚至离开了呆了33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来到了拥有一群对政治经济学充满热情的学者的圣路易斯大学。在经过整个八十年代的努力之后,诺斯终于发展出了一套精致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用于探索制度层面的长期变迁,以及所导致的经济绩效。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在这部著作中,诺斯首先区分了组织和制度,明确的制度的内涵外延,尤其是强调了制度的三种构成成分。接着,诺斯明确了自己理论的分析基础——行为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诺斯反思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设,提出需要深入分析人类行为中的动机和心智对环境的辨识。诺斯强调了科斯所强调的交易成本为正的真实世界。在作好这些理论的准备之后,诺斯开始切入到制度变迁的阐释之中。他认为,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形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在追求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的组织企业家们的努力下,制度变迁会常常通过有关规则、规范、实施的复杂结构上的边际调整而完成。而这些企业家们付出努力的激励也即制度变迁的最根本的动力何在呢?诺斯认为,这种变迁最重要的来源就在于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当时,诺斯并没有忽视他一直非常强调的路径依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在所有这些分析完成之后,诺斯利用经济史的资料对自己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检验。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本著作中,诺斯坦白了他研究生涯后半期的一个重要议题——行为认知在制度变迁之中的作用。如果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是一个开始的话,那么真正摆上台面的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里,诺斯真正认真地开始思索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诺斯认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面对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会长期主宰社会经济进程。而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挖掘人类认知的模式。于是遵循着赫伯特·西蒙所开辟的道路,诺斯日益偏向主观认知,试图在他的制度分析框架之中融合认知科学的范式。只不过与西蒙不一样的是,诺斯强调的不是行为人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他关注的是人类的信念体系在接收了不完全的信息之后所作出的不完全的反馈,也即心智模型的有限性。

基于制度/认知框架,诺斯对长久以来困扰自己的经济绩效差异性问题作出了一个简明的回答。他说,非人格化的市场制度是现代经济绩效得以实现的关键,然而这种制度本身并不会自动地降低交易成本。如何能够创造出使得这种交易成本降低的制度便变得非常关键。在这个方面,两个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政治因素,二是学习因素。政治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由它来确定;学习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者的学习是前人经验的函数。这种积累性的集体学习最终可能导致某些社会锁定在某种制度网中,无法发展出符合非人格化交易普及开来的制度。所有这些思考的结果就是新近出来的那本小册子《理解经济变迁的进程》。

简评

诺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所说,诺斯“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经济史研究的新天地。……诺斯把经济学和历史结合起来,为研究和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运用了最好的经济学分析技术,并把它们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换言之,他们把经济理论、数量方法、假说检验、非现实分析和传统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以便分析和理解各种重大问题和解释那些重大变革。……诺斯证明了,技术变革远远不能充分解释生产率的提高。……他还表明,传统的理论分析必须与制度变迁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理解经济变化的关键所在。……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发现它们更多的缩小了经济变革的范围,并可用它们来解释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缺乏经济活力、东欧社会的崩溃以及目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他们(包括当年共同获得诺奖的福格尔)不仅以不同的方式,更新了经济史的研究,使其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理论色彩,而且他们也证明,经济分析需要包括历史考察。”确实,诺斯不仅开辟了经济史学研究的新进路,而且极大地推展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进而,他在晚年的工作之中,我们还看到了他致力于在经济分析之中引入行为认知,试图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这个过程中,从非主流到新古典,进而反思新古典并指出可能的路径,诺斯的研究生涯确实异常丰富而精彩。在这里,我们还试图结合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以及中国经济进程对诺斯带给我们的知识思想、研究方法的冲击做一些说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演说词以及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诺斯一再强调了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这三种制度构成做了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排序。他更强调的是非正式规则,包括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和惯例等的作用。他之所以如此强调非正式规则是因为,在他看来,正式规则只占据了形塑人类选择约束的很小的一部分,一种不兼容非正式规则的正式规则必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巨大的障碍。诺斯(1987)强调,虽然正式规则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是非正式规则通常只能逐渐改变;因为个体对规则变化的反应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缓慢适应的过程。如果忽视非正式规则的这种特征,忽视规则与规则、规则与行为之间的这种兼容性要求,那么最终经济绩效就会变得不可预期。

在对正式规则的讨论中,与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些学者不同,诺斯强调了政治规则主导性作用的两面性。他说,这其中存在的一个两难困境:“如果我们不能没有国家,那么,同样,有国家也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更重要的,与这种关切相关联的是,诺斯深刻地认识到了政治规则所产生的政治市场与经济规则所产生的经济市场的巨大不同。因为衡量成本、因为更不完全的竞争、因为更不完全的第三方实施,有效的政治市场是不会存在的。于是,这就推演到诺斯那里在对制度进行定义时最具特色的分析,即对实施规则的单独强调。

把实施规则提升到这种地位在其他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是比较少见的。诺斯深刻地认识到,实施机制常常是不完全的。虽然有很多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几乎没有学者把实施机制当成一个独立的变量来处理。历史与现实深刻地反应了诺斯的思想的独到之处。一种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并得到遵循,关键就在于人们从遵从这种制度之中获得的收益是否超过了成本。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必然成为常见的现象。结合对经济规则和政治规则之间关系的讨论,诺斯看到了一个中立公正的契约实施的第三方存在的重要性,尤其是随着社会匿名程度进而非人格化交易的增加,这种第三方的普遍性值得认同。“如何能让国家像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那样来行事”(North,1990,58),如何能够“设计出一些政治制度,为良序运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同时亦能限制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威”(North,2005,85)。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制度设计的关键所在。诺斯以发达国家存在这种普遍有效的第三方实施而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种第三方为例说明了这种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些判断,诺斯罗列出了保证现代经济绩效的一些关键的机制: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的私有产权体系、公正独立的私法体系、有效的资本市场、有效的执法习惯等,并不断地借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说明,好的制度对于经济绩效而言是重要的。

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诺斯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他(1995)发现,这二者是一种互补的过程。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支撑更为复杂的社会的运行提供了资源,另一方面,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益的充分发展则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诺斯讲到,在荷兰和英国,自发产生的经济贸易制度孕育了分权的政体,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市场的不断演进。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集权式的体制造成经济绩效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回落了。他及其合作者(2007)用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概念来说明政治、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用于理解整个社会经济进程的深层次基础。他们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能衍生出繁荣的市场、竞争性的和稳定的政治以及一些能促进深层次人力资本积累的文化的关键就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未能成功地从“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转变为“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

所有这些讨论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均具有十足的启发性意义。当前社会中不顾潜在的非正式规则而强制移植的诸多正式规则的水土不服;片面追求配置效率而忽视了适应性效率;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因为缺乏深刻对规则和行为的实证分析而忽视了制度运行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成本,而导致诸多制度安排在实施中碰到巨大困难,甚至被束之高阁;因为对政府干预的过度信赖而忽视了政府干预本身所存在的巨大成本,尤其是因为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使得经济效率不断被蚕食……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我们对诺斯的告诫还不够重视。

在研究进路上,我们还看到了诺斯的审慎。诺斯认识到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单一从经济学或者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学科学科视角切入的单薄。有见于此,诺斯不断地强调经济和政治的关联,强调整合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来解析历史以及现代社会经济现象。虽然在年轻时笃信马克思主义,但是诺斯敏而好学,在真正接触到新古典理论之后并没有加以排斥,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7]他尝试融合几种非常不同的研究进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主义的和新古典的个体主义,旧制度学派的历史主义和新古典的逻辑演绎;他在需要的时候也用数理模型和数量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并尝试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和框架,以纳入他自己认为重要的变量。为了学术事业,他在进入耳顺之年时还积极学习,走入新的领域,尽力完善自己的分析框架。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确定目标引导下不懈的努力与追求。这是何等的坚毅之力!

结语

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程中拥有着特殊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内经济学界的首要任务就是解释改革过程的性质、绩效及其各种影响因素。辅一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对制度经济学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且可能因为制度经济学本身没有繁琐复杂的数学模型所拥有的亲和力,以及传统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之中转身过来的便捷性。也因为这一系列因素,中国早期的经济学家们致力于介绍科斯、诺斯、布坎南、威廉姆森等人的成果,邀请他们开设讲座,使得新制度理论与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迅速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理论源泉(周业安,2000)。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那一代中国经济学者进入到制度经济学的经历与诺斯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因为诺斯一直强调着,年轻时笃信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一生包括对他后来的研究路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诺斯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一直是在一个确定目标下完成的努力,就像远处有一个灯塔一直指引着他一般。诺斯强调了这个过程中自己积极主动的构建的努力。譬如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最后一章的开头,诺斯(1990,131)就说到:“书写历史,就是将随时光流转的人类状况的某些方面构建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种构建只存在于人类的心智之中。我们不重建过去,我们只是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诺斯不断地强调,制度不过是人类心智结构、人类的信念体系为应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而达成的一种合意的结构,是人们构建的。有意思的是,这种强调构建主义的思路与科斯[8]进而哈耶克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深受哈耶克的影响,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演化特征(如North,1995),但诺斯最终还是得出了一条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完全不同的理论进路:“即使我们完全赞同哈耶克在与社会主义计划者辩论中已经大获全胜的佐证,即价格体系相对于其他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更有效率,但是哈耶克并没有认识到,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从事社会工程”(North,2005,162)。也许,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诺斯对自己一直所做努力的一个总结。其中我们隐约可以把握到青年时期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对诺斯深远的影响。至于读者是否认同,那只能留待每个人去判断了。

注:本文原载于罗卫东,范良聪《经济学基础文献导读》,人大出版社,2014。

[1] 他是在1939-1940年间才接触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2] 在结束领航员生涯之后,诺斯的生命之中发生了一则小插曲。他在加州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课程时,又一次接触了他在高中时曾无比迷恋的摄影,于是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到底是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如果诺斯当时选择了前者,也许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摄影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了。有趣的是,试图说服他从事摄影的那位摄影家的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似乎看到了诺斯的潜质而极力鼓励他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

[3] 对于这一点中的前一个部分,可以从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诺斯所出版的经典之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相似度中看出。实际上,诺斯自己也强调说,这篇文章的二三两个部分就是他对这本作品思想的一个简要概括。对于这一点中的后一个部分,可以从诺斯新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理解经济变迁的进程》中看出。在这本小册子中,行为人的心智和认知模式以及基于此行程的信念体系在塑形制度的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4] 我们可以从早期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获奖感受到这一点,如Paul Samuelson(1970)、John Hicks(1971)、Kenneth Arrow(1971)、Tjalling Koopmans(1975)、Leonid Kantorovich(1975)、Gerard Debreu(1983)、Maurice Allais(1988)。

[5] 瓦里斯和诺斯(1994)第一次把技术和制度联合在一起,放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了分析。他们区分了交易增进型的技术变迁、交易增进型的制度变迁和转型增进型的技术变迁与转型增进型的制度变迁。这就扩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得生产过程也被纳入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考虑范围之中来。

[6] 与当时新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及弗吉尼亚学派等不同,诺斯不仅看到了政府可能变成洪水猛兽,而且看到了强有力的第三方实施对于产权体系的建立和保护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是诺斯后半生一直致力于调节的一个两难。

[7] 按照诺斯自己的总结,他保留的是稀缺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的基本假设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修改的是理性假设,增添的是时间因次。

[8] 科斯说,他的一生从来没有设定什么目标,他的一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而诺斯说,打从他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他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者贫困,因为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接着猜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如果我们对这两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巨臂早期所受的训练做一些比较的话,也许就可以找到这种差异的原因了。不过从这两个学者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一致之处: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强调稳扎稳打;他们都擅长于总结,但在没有查证和做透彻的推论之前却不妄下结论;他们都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不认为有什么理论是神圣不可打破的,都强调世界的真实性;他们都没有过非常正统的训练,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经历,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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