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余淼杰教授新书导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78年以后的近35年经济发展举世瞩目。那么，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到底有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有，又是具体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何种机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作用？它们的力度、量级有多大？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通过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1世纪中，不断的贸易自由化和以出口导向的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全球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又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从而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在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国民福利的提高？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汇集了余淼杰教授近年来发表的十三篇重要文章，经重新改写、编排，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全球视角梳理中国的国际贸易概况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并着重探讨我国的国际发展如何帮助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第二部分则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微观实证研究；第三部分力求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理解开放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近35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深化政策；二是鼓励“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出口导向政策。全书的论证正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更准确地说，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本书前言中，余淼杰教授对这十三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及其逻辑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讲解： 

 本文首先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国际贸易概况，并探讨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首先提供证据证实了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在经济结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政府错误地实施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经济改革前的中国产业结构更为先进，但不太具有竞争力。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两套主要的政策可诠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获成功。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还从一个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本文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文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文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文章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3.53%。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篇是本书的核心章节。该文的英文版本笔者已独立发表在具有125年历史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上，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评为2015年度最佳论文（Best Paper Award）。 

该文在三个重要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外贸和中国经济的理解。第一，文章丰富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增长的理解。第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越南)，加工贸易是重要的贸易形式。但贸易改革和加工贸易的相互作用却很少被探讨。因此，在加工贸易享受特殊关税优惠的背景下理解贸易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显得十分必要。第三，除了采用被广泛接受的在行业层面度量关税的方法，本文首次在企业层面衡量最终品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

5．《进口类型、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与李晋合作），《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第85—97页。

本文则是从进口的角度专门讨论进口品对生产率的影响。该文基于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讨论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解决了回归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考虑行业差异化问题，我们发现进口仅对同质性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入市场集中度，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进口竞争效应对于同质性行业更为重要，而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更为重要。 

本文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零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该文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助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本文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文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8．《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与李乐融合作）, 《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2期。

本文则进一步考察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使用2000—2005年我国高度细化的海关全样本进口数据，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的提升作用。为了准确地将质量从进口品价格信息中分离出来，我们运用了Khandelwal(2010)的模型估计了来自203个国家的3 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由于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可能受到最终产品关税减免的影响，我们运用倍差法，选择受到关税免除保护的加工贸易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质量。该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较为准确地在产品细分层面上估算出其他国家出口到我国的中间品质量；第二，在实证层面，证明了关税减免有利于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第三，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制造业产品质量升级的问题。  

这一篇和下一篇文章则重在讨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需求弹性的影响。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发生在同一时期，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在贸易改革的过程中被弱化？在中国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很有意义。本文使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将中国加入WTO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以加工进口企业为“控制组”，以一般进口企业为“处理组”，使用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中国加入WTO后显著提高了0.065。进口关税下降幅度越大，企业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得越多。

 贸易自由化之所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迅速提高。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引进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成本，提高了企业在要素选择上的灵活性，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会采用更省劳力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导致劳动需求弹性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以非技术工人为主，其可替代性高，如果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过大，很可能损害非技术工人的利益，拉大个人收入差距。在当前产业和技术升级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对非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一方面补充我国技术工人的稀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

10．《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梁中华合作），《管理世界》，2014年第7期， 第22—31页。

 从本文起我们又把研究的视角转到宏观层面上来。我们首先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因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技术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该文对已有文献主要有两方面贡献。第一，已有文献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使用国家级、省级、行业级别的宏观数据。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探究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无法探究微观层面上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是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决定于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层面探究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本文首次使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的数据分析这一问题。第二，影响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很多，即便包含再多的控制变量，之前的研究也总是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本文使用倍差法进行研究，有“控制组”作对照，可以减少需要考虑的变量个数，因而能很好地控制回归的内生性问题。

11．《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与姚洋合作），《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第1—14页。

本文则试图从中国的人口要素禀赋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我们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

12．《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与田巍、姚洋、周羿合作），《经济研究》，2013年11月，第87—99页。该文被评为《经济研究》2013年度最佳论文；获2014年第18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既然人口结构对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作为人口结构的核心变量——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呢？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通过一个修改版的引力方程论证了人口抚养比是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个有较低的抚养比或者较高的劳动人口比的出口国相较它的贸易伙伴而言，会有更丰裕的劳动力，从而可以生产和出口更多的产品。对于进口国而言，一个有着更多劳动禀赋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因而有能力进口更多。

我们发现：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利用176个国家1970—2006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并控制多边阻力等因素，在引入劳动人口比之后，对贸易引力方程的回归分析支持了这一理论预测：贸易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会增加双边贸易流。出口国(进口国)平均劳动人口比上升1%，出口(进口)会上升至少3%(2%)。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人口大国(如中印)或贸易大国(如中美)的贸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的这篇文章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许多正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战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去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国家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共同人口特征，这使得在劳动密集部门出现了国内过度供给。从这一点来看，如林毅夫(2007)所一直强调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被这些经济表现强劲的国家所采用，是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的。也如姚洋和余淼杰(2009)指出的，中国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当然，当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到达“刘易斯拐点”后，则应该进行必要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而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篇文章要讨论的内容。

13．《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与王宾骆合作），《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第49—60页。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实证论据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实现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产业升级。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明显提高，出口的产品专业化、差异化更加明显。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最主要的两股动力。更重要的，要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继续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生产率，需要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目的国家，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则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并鼓励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业行业的创业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当然，这部分的内容限于篇幅，不在本书中展开，但会是笔者以后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总之，本书用西方经济学模式的规范研究，研究我国贸易开放政策如何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书中大部分实证结论都是基于大型微观数据而得，结论比较可靠准确。研究结果不仅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的出口决策，并对政府的贸易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对中国外贸的研究对认知整个全球贸易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文摘自余淼杰著《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前言，有删节。）

《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推荐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8%，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余淼杰教授学养深厚、作风扎实，以规范的方式，使用大型微观数据，研究我国贸易开放政策如何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结论严谨可靠，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的出口决策和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以贸易促增长亦有参考借鉴价值，是学界、企业界、决策界值得一读的好书。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