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阿蒂夫·迈恩（Atif Mian） / 阿米尔·苏非（Amir Sufi）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译者: 何志强 / 邢增艺
出版年: 2015-7
页数: 212
定价: 36.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比较译丛
ISBN: 9787508652016
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深远冲击，迄今为止已经接近10年了。关于危机的研究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正如2015年1月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尖锐地指出：“危机以后，学者用危机前的数据就得出了金融增长的负面效用。因此，危机前相同的证据是可以搜集到的，但是却没有人搜集。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学者受限于时代潮流，学者寻找的证据类型被时代潮流影响。”由此看来，跳出“时代潮流”来预测危机是困难的，然而即便在事后剖析危机，同样也难以脱离实证分析的“自我验证”，真正抓住众多繁杂线索的源头。
中信出版社在2015年5月出版的、由两位美国学者阿蒂夫·迈恩和阿米尔·苏非合著的《房债》（House of Debt）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次贷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大衰退，并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提出了有力的政策建议与方案。
就其研究特色与核心观点来看，重点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从纠缠不清的危机爆发动因中，找到了从家庭债务入手的分析思路，提出了在家庭抵押贷款类债务的不同杠杆支撑下，资产价格泡沫是如何被催生起来的；而在快速衰退过程中，“止赎”的外部性使得泡沫破灭加剧，危机则进一步蔓延。
二是探讨了债务对于收入趋势分化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指出“一个金融体系过渡依赖债务，那么他将放大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并且，在政府、企业、金融和家庭这几大部门中，与多数学者更关注危机中的其他部门有所不同，《房债》则触及了家庭债务失控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再分配效应，尤其是发现对房贷负债高的家庭影响更大。
三是作者认为债务其实增加了非理性乐观者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而助推价格泡沫的产生，同时他们并不同意多数人所认为的只能通过救助银行、恢复流动性、畅通信贷渠道等方法来应对危机，并指出“信用中介需要论在每一位思考这个问题的思想者中几乎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以及“银行受损的真实原因就是家庭支出骤减导致的经济衰退。如果我们想要拯救银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处理家庭杠杆问题”。
四是围绕政府对于衰退的干预，提出了要着眼于怎样有效提高产出和减少失业。作者认为可以探索家庭债务的重组和减免机制，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并不能替代这些尝试，同时整个金融体系需要更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尤其是以更多的股权融资来替代债务。
虽然作者的某些建议听起来比较激进，但是其围绕家庭资产负债表展开分析的洞察力却令人佩服。
结合我国国情，可资借鉴的亦有几方面。
一则，当前我国同样面临迫切的去杠杆压力，但是去杠杆与新常态的矛盾混杂在一起，加上不同经济部门的杠杆错配问题，使得现实中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在金融业自身与企业部门强调去杠杆的同时，伴随着股市配资、互联网金融“灰色地带”、场外要素市场与民间理财等种种现象的泛滥，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似乎有所上升。如此，再加上“全民金融热情”的爆发，会否带来新的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甚至在周期波动中引发埃文·费雪在1933年所言的“债务通货紧缩”，最终严重损害经济稳定与公众利益。
二则，具有类似性的是，对于我国监管者来说，金融中介机构的稳健性更加具有系统重要意义，家庭部门往往被缩略成为“存款提供者”或“金融产品服务对象”，在对宏观金融稳定、风险积累、增长与就业等问题进行考量时，家庭金融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着力强调了“共享”发展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能否有效控制家庭部门面临的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服务、实现消费者金融主权，使其更好地分享金融改革的成果，就成为现代金融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否则一旦危机爆发，将会给公众带来比欧美更加严重的福利损害。
三则，需理性看待金融结构的完善。《房债》显然寄希望于融资模式的改变，能够缓解危机与动荡，作者认为，“我们相信更多的股权类融资有助于避免痛苦的衰退再次发生，同时有助于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以看到，我国同样面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权衡问题，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也成为当前的重要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有许多困惑值得思考，如：《房债》作者认为“过于便宜”和“存在补贴”的债务造成了杠杆高企，而股权资产的高溢价对此有所缓解，但在我国却面临债务融资的“难”和“贵”问题，加上股权市场的制度不够坚强，则股权替代的逻辑似乎有所不同。再如，直接融资与股权融资的关联，场外股权市场与场内股票市场的权衡，企业、金融机构与居民在股权融资中的利益协调，等等，都使得这一“药方”难以简单拿来使用。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即便在直接融资比重全球领先的美国，学者认为股权融资仍需大力发展，而对资本市场仍在规范和踯躅中前行的我国来说，更需要探索适合国情的股权市场深化之路。
应该说，《房债》一书的某些研究路径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检验，在某些方面也只是提出问题，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运用大量数据素材提出了关于杠杆化损失的分析框架，把家庭金融更好地引入到宏观分析之中，而且叙述方式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对于读者理解和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以比较思维看待所处经济体的内在困扰，都带来极具价值的阅读体验。
哈佛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高夫在NBER工作论文《关于重大金融危机复苏期间的实证分析》中，通过分析历史上近百次危机，发现从危机中复苏需要的平均年限为8年，中位数是6.5年。当美国似乎率先“独树一帜”地走出了危机的阴影，并且于2015年底进行10年来的首次加息，以及华尔街的投行家们又欢呼于金融创新盛宴与金融技术的绚烂之时，我们不禁要问，作者所描述的那些金融危机的“魅影”，真正离我们远去了吗？（完）
本文作者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