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1月3日，《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该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蔡昉以“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凤凰大学问作为合作媒体，全文刊发演讲，与读者分享。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可是，这在早些时候并不被大家所承认。前些年我和林毅夫、李周三人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奇迹》，出版时正值改革开放20年。我们提出的“中国的奇迹”一说，被很多人质疑，他们问：你们是不是对中国经济太乐观了？这本书后来出了11种版本，包括8种语言，今天几乎没有人还怀疑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
但是，奇迹是过去35年的，今后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呢？就像美国前财长、也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所说：中国能不能创造奇迹，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这个发展的关键就是要“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央发布了关于改革的决定，部署了全面改革的方针。今天我希望从红利的角度为改革做一个注脚。
先看中国的人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体看来，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意味着我国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变化。上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终于实现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转向了“单独二胎”：夫妻中有一个人是独生子女，他们就可以生两个孩子。
此次新调整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了。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在一夫一妻制下）亦即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一对夫妻是2个人，他们生育2个孩子，加一点磨损算成2.1个孩子，这叫替代生育率（两个孩子将来可以把一对夫妻替代）。如果长期保持2.1的替代水平，那么人口是不增不减的，是稳定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总有一天，人口是绝对减少的。
根据上图蓝线，至少有20年，中国一直处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最近这几年更低，一般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是1.4。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我国人口长期处在低生育水平。过去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年龄人口，而后面生育率又非常低，再往后劳动人口就会逐渐减少了。在此之前，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快、数量很高、比重很大的局面，而在他们所要抚养的人中，孩子越来越少；在一定时期内，需要抚养的老人也不见得增加很快。因此，我国的人口结构是非常有利的，这就是人口红利。
到底什么是人口红利？举例来说，过去35年平均GDP的增长率是9.8%。根据下图，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黄色），61%的贡献率。
但是资本积累和我国的人口也是有关系的。第一，人口抚养比如果很低，而且不断下降的话，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所养活的年轻人和老人比较少，负担轻，所以创造的产品价值很大一部分就可以储蓄下来，就有更高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投资率。所以资本和它是有关系的，也是人口红利因素。
再看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话，整体的生产能力就会提高。劳动力的数量、生产力的贡献，很大一部分表现在劳动力（绿色部分）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进程中。因为在农业中劳动力是过剩的，生产率很低，把这部分人从生产率低的部分转到生产率高的部分，就意味着资源配置项目的提高，生产力的总体提高。
所以大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9.8个百分点几乎全部和人口相关。虽然不是唯一因素，但都是受到好的人口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过去的人口趋势变了，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影响，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事实上，我国人口结构没变。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分析，结果发现一个特点：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绝对减少，2012年一下子减少了345万，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国家统计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公布了这个信息。
与此同时，我们计算人口抚养比的时候，把劳动年龄人口搁在分母上，把依赖型人口搁在分子上，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人口抚养比就相对上升了，正好和以前的趋势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说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了，就意味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我提出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概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在农业。因此，中国不愁劳动力，愁的是非农产业能不能发展、创造出足够多的岗位，把这些剩余劳动力吸纳掉。
在没有把剩余劳动力吸纳掉之前，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资不需要上涨，新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可以吸纳更多人就业，而不是非得涨工资才能有人来。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叫做“二元经济发展”，这个发展模式被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概括，因此叫做“刘易斯模式”。
但是如果有一天劳动力供给没那么充足，而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就不再能无限供给，而是出现短缺现象。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就得上涨。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刘易斯模式到头了。因此我把它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2004年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短缺。从2004年到现在，每年农民工的工资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增长非常快。因此，我把2004年定义为刘易斯转折点。
当时这个提法几乎所有人都不赞成，政府部门、经济学家、中国人、外国人都批评我。当然也有人向我善意指出，如果我不说有“刘易斯转折点”--因为这个点就是一个点或一年--而是说“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话（指若干年）那么，别人会更容易理解，毕竟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接受这个意见，那么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就是指从2004年到2010年。2004年我国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上涨，到何时为止呢？到2010年。因为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是绝对减少的，这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现象，所以刘易斯转折区间也就6年而已。
经济减速的结骨眼将决定中国今后的三种命运
这个转折区间已经结束了，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就是经济增长减速，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也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在上图中，蓝色线是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速度要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根据当时我们的测算，从1978年到1994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跟实际增长率差不多；从1995年到2010年（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是10.3%。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也就是自2011年到2015年期间，只有7%或6%。再往后还会降，也就是说到“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要降到6.2%，这个变化幅度是相当大的。
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潜在增长率降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在减速的过程中，怎么认识这种现象，从而做出什么样的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先有高速经济增长，然后开始减速，恰恰这个结骨眼将决定中国今后的三种命运。
第一种命运，就是经历了这个阶段，把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创新、生产力的提高，最后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例如欧洲和北美。
第二种命运，也是发达国家，它也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但它不理解为什么减速，它以为是需求不足，于是就大规模刺激需求，例如日本。结果日本经济自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也就是1990年之后，几乎是零增长，人们叫它“失去的二十年”。当然日本很发达，生活水平很高。日本减速的时候，它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所以可以说日本陷到了“高收入陷阱”里面，但毕竟它是高收入。
第三种命运，就像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是没有良好的应对，政策上犯错误，体制不健全，还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数十年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何认识经济形势、如何选择经济政策就十分重要。
经济形势既要看潜在增长能力，也要看需求形势
因此，应当怎样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呢？萨廖尔森在其《经济学》中讲到：“如果你教会鹦鹉什么叫'需求'，什么叫'供给'，鹦鹉就成为经济学家了。”但是问题在于，除了懂得需求和供给之外，还要懂得什么时候从需求方面看问题，什么时候从供给方面看问题，否则你还是鹦鹉，不是经济学家。
很多关心经济形势的人会问：“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是不是很危险？”不一定。看经济形势要分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长期就是看增长率。经济的增长能力、劳动力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资本积累可以达到多少，生产力进步可以达到多少，这些是相对稳定的，是长期的趋势。短期是看需求形势，因为需求可以短期波动。比如，美国突然发生次贷危机，出现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就掉下来了，众多产品没有需求了，这时候我国有多大的潜在供给能力都没有用，因为别人不买你的产品，因此需求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
那么长期和短期就可以组成四种情形：强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一种情形，强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二种情形；弱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三种情形，弱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四种情形。
先看第一种情形。所谓强供给，就是潜在增长率很高，同时需求也很高。总体来说，2010年中国经济就是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结合。大家看潜在增长率（粉色线）就是这个水平，实际增长率也是这个水平。因为那个时候，我国有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提高了内需，我国要建设基础设施，要增进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非常强劲的需求，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因此合起来，就形成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就是2010年之前的常态。
但是在2010年之前的常态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实际增长率（蓝色线）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那就是受到需求的冲击。经济的增长能力还在那，但是需求受到影响了。
根据上图，1990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1990年代末，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大量失业。2008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时候都是需求短期的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潜在增长率比较高，实际增长率下降了，结果大量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资本的利用不足就是资本过剩，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就是失业下岗。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下来了，实际的增长率也就降下来了。经过测算去年（2013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七点几，而实际增长速度就是百分之七点几。看上去我国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很多，按照前总理温家宝的说法，低于8%就有失业的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去年没有担心，今年也不担心。
李克强总理说7.2%的速度我们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潜在增长率降低。潜在增长率低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就业岗位，如果还有人需要，经济增长率不需要到8%就能够满足他们的就业。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的发生。为什么朱总理要“保8”，温总理还要“保8”，但是李总理“保7”就可以了呢？因为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还有第四种情形，是比较糟糕的情形，就是弱供给，潜在增长率下降。未来我国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当年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日本，日本人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是需求的问题，就去强刺激，拉动需求，拉动投资。如果硬要保持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举例来说，刘翔有他的潜在增长率，因为：第一，他是一个标准的人，而人是有生理极限的；第二，他是一名特定的运动员，他的禀赋是其潜在增长率中的一部分。潜在增长率中还有另一部分，是他的团队、教练、训练方法等，相当于生产力。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决定了刘翔的潜在增长率，比如说是12秒。那么一些需求因素可能会影响他。这些需求是什么？可能是行政部门给他的硬性要求，说你要为国争光；可能是老百姓对他不切实际的要求，一旦他成绩稍有波动，人们就批评他；还有广告商对他的物质诱惑，所有这些都导致对刘翔成绩的需求高于刘翔的潜在增长率，即高于他的能力。他的潜在增长率是12秒，你一定要让他跑11秒的话，有时候他也许能达到你的要求，而更多的时候是受伤。刘翔实际上是经常受伤的。
因此到了这个阶段，不能超越我国经济的潜能。如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就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有人概括李克强经济学，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不可大规模刺激。因为，大规模刺激会导致问题。你要刺激，国家会给大家补贴，让大家都增加投资，但是市场并不需要。市场需要大家买得起的产品，如果补贴给多了，那么成本太高，价格也高，百姓不能接受，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但是，产能过剩还是最好的结果，还有更糟糕的结果就是日本的教训。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工厂不是生产不出那么多产品，而是生产成本提高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比较优势了，所以只能生产较少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硬给它投资，给补贴，允许低息贷款，但工厂没有积极性，因为他们在市场上不能实现这些产品。
如果实体经济做不到，那把钱投在基础设施上好不好呢？基础设施是一种深层次的需求。经济要发展，是因为生产要发展，它需要基础设施，而生产发展速度没有那么快，基础设施也不需要建设那么快。所以这个时候你给我钱建基础设施，其实也没有积极性。建了基础设施其实还算是好的，因为建了高铁、高速公路，尽管空着它，但还是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
更加糟糕的是什么？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积极性，实体经济建设也没有积极性，发出去的钱都跑到虚拟经济里面去了。凯恩斯是搞经济刺激的老祖宗，他有一个同事，也是经济学家，同时在政府工作。当时这位同事给凯恩斯写信说，你想设计一个很大规模的投资方案，你拿出钱后，可以投资，可以生产，但是没有订单。钱哪去了呢？都跑到金边股票那里去了。股票是虚拟经济，理财产品不仅有股票、债券，还有房地产、海外资产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钱都跑去虚拟经济，于是促成了经济泡沫，因为它不是实体经济。
日本从199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它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跟中国目前的差不多。人口红利消失，但日本不认为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于是就刺激，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可是人们不愿意在实体经济中投资，也不愿意把钱扔在基础设施上，结果很大一部分钱跑到虚拟经济里面去了。
虚拟经济除了股票、证券、房地产、海外资产，还有艺术品买卖。梵高的画固然很好，但他画作的价格主要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炒上去的。日本人钱太多了，后来日元又升值，实在不知道钱应该花在哪里，因此他们就抢购西方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就是在这个时期炒上去的。
大家现在看一看世界各主要艺术拍卖品市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中国人。不仅是因为中国富（比我们富的国家有的是），更多的是因为资金有过强的流动性，不知道钱该怎么花。这是泡沫经济的一个表现，但是泡沫终究要破灭，泡沫破灭以后，在日本就形成了“失去的二十年”。
上图这条红线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过程就是人口红利的时期，因此在下降的50年代到70年代，它实现了每年9.2%的高速经济增长，那时候叫日本奇迹，也叫东亚奇迹。
但是1975年以后，它的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就不再下降了，但很长时间也没有上升，在它停滞的这段时间里面，它的增长速度降到每年只有3.8%，按日本的说法还不错，但要拿到中国就不能这么说了。
1990年之后，日本的抚养比迅速上升，这说明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时它犯了经济形势判断上的错误，因此在二十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85%。如果你直接看它的数字，它的每年增长速度是0.24%，后来变成0.85%是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是负的，所以它还能够把增长速度往上调一调，这就是失去的二十年。
今天“安倍经济学”说是有三个箭头，其实仍然是一个强调刺激的经济学。搞财政刺激政策，还是从需求方去刺激，这是错误的。安倍经济学里也有一条叫“结构性改革”，但是他的改革迟迟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他的刺激已经搞了。这是过去的错误，过去刺激没有管用，今后刺激还不会管用，我个人不看好日本经济。所以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我们强调的是通过改革，从供给方面获得制度完善。
通过改革从供给方面获取制度红利
有人概括“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大规模的刺激。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所以想办法通过刺激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是去杠杆化，防范金融风险，防止经济泡沫，当然这永远是正确的；第三是改革，通过各项改革，能够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获得制度，也就是说我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靠的是通过改革创造新的源泉，而不再可能完全依靠过去的源泉。
改革红利也有历史依据。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做了一本发展报告，第一次把东亚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经验推荐给全世界，叫做“东亚奇迹”。“东亚奇迹”主要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时候人们已经熟知日本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大家是第一次听说。
这时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站出来批评：“亚洲四小龙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它们今天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看上去它和当年苏联是一样的，苏联也曾经增长很快，但是苏联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力的提高。”苏联的经济崩溃了，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就是当年的苏联，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预计这四个经济体不会发展成功。他说这个话是在90年代中期，那么到了2000年前后，亚洲四小龙还在发展，而且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是又恢复了。
后来在一个会议上，前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克鲁格曼聚在一起。李光耀请教克鲁格曼一个问题：“教授，你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高投资，没有生产力的提高，不会成功。但是我们高投资保持了40多年，经济增长保持了50多年，新加坡还没有倒，你怎么回答？”
我没有听到克鲁格曼的回答，但是我可以替他回答。第一、克鲁格曼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不懂人口红利。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上，是可以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取得高速增长的，他只是看到了西方的新古典式的增长。
第二，他可能没有关注到新加坡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采取过的两个重要措施。一是延长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加坡劳动力不再增长，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这之后新加坡雇佣了大量外籍工人，目前新加坡的GDP有40%是外籍工人创造的，所以他把自己的人口红利变成国际的，例如新加坡的乒乓球女队全是中国大陆的。
这一条中国可以做，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还没有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的劳动力供给还是不稳定的，甚至一些农民工到了40岁就得回家，没有城市户籍和养老，他们还得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改变这种制度的安排，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他们的劳动供给才能充分发挥。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当时克鲁格曼批评新加坡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不能持续增长？因为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生产率在经济学里叫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批评后，新加坡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它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变成了国家发展目标，每年要提高2%。
因此，新加坡在消失人口红利之后，一方面它利用外边的工人，另一方面它把经济增长真正转向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今天看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前10位里面亚洲只有新加坡和香港，日本已经在20名以外，这说明新加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此，无论是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还是开发新红利的经济增长源泉，中国其实都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发掘生产要素的潜力
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如何挖掘它们的潜力？要通过改革。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也要通过改革。
第一，过去讨论了太多的资本和劳动，但是不应该忽略土地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在非农产业中如此，农业中更是如此。目前，我国的农业由于土地被分成细碎的小块而缺乏效率。
上图是我国目前农民工的构成，其中有9000多万人没有离开本乡镇，在本地非农就业，那么农业就成为他们的坚持，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土地。因此每家的土地还是相当分散的保留着，但不一定经营得很好。
还有一类是家还在农村，但是家庭中的有些成员在城里打工，这些人当时的数量是1.59亿，今年涨到了1.71亿。真正举家外迁的只有3000多万，按理说这3000多万人应该把土地退回来，但事实上他们认为土地还是自己的保障和退路，因此土地也没有集中。
所以，我国的土地仍然非常分散。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一家一户的小片土地既没有生产力，也没有更好的劳动力去经营它。所以农村形成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三八”指农业的女性化；“六一”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没有大人管教，也不好好上学，宁愿帮爷爷奶奶干点活；“九九”指老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上图是Google地图上海崇明岛两片不同的地段。下边这一段是传统的家庭经营，每家一块土地，上面可以盖一些房子和小设施，道路还要留出渠道。本来应该是绿色带，但是上面插上了很多别的颜色，这些别的颜色就是土地面积的损失。李克强总理在河南工作的时候讲过，如果把土地全都集中起来，光这些沟沟坎坎、道路、渠道就可以节约出20%的土地。
上边这一块搞的是规模经营，土地被集中起来，更加完整。农业的未来出路就在规模经济。因此可以通过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而提高土地的规模和利用效率。
红色线是潜在增长率，未来要下降。有没有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呢？我们当时测算有两个办法。
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那么劳动力供给从哪来呢？从农民工更稳定的就业来。解决农民的户籍，解决他的基本公共服务，他预期在城市留下去，他作为劳动力的供给就更稳定了，就可以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可以直接提高增长速度。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的办法
先讲户籍制度改革，我把它看成是“一石三鸟”的办法，同时解决劳动力供给、消费内需和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会让农民工更加稳定。
第二，可以创造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益。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意味着不仅靠工资来吸引，如果工资提高太快，企业受不了，就业岗位容易减少。工作涨幅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否则企业承受不了。
因此要靠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让生产力提高，从生产力低的地方农业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地方，非农产业、服务业、制造业。资源重新配备了，生产力就可以提高，同样提高潜在增长速度。
全国农民工，包括外出的和没有外出的，在当地转移的有2.7亿人，其中1.7亿是进城的，还有差不多1亿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工作。对于进城的这部分人，如果给他们上涨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得到城市户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不会担忧孩子上学，自己生病、养老和失业问题。
而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在城市打工，在城市住着，但不能像一个标准市民那样消费，所有这些因素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就会有相当大程度的缓解，因此他们焕发出巨大的消费能力。
进城农民工1.7亿，占到城市劳动力的35%，再加上1亿在乡镇的农民，他们的消费能力是非常巨大的。这样我国就不会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起到了作用，这样中国经济才会更加平衡、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
人口政策的调整有没有效益？我做了一个模拟（上图），如果政策不变的话，趋势就是潜在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蓝色线）。
如果政策有所调整，我国现在的生育水平差不多是1.4%，如果提高到1.6%的话，就是粉色线，在2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生育政策的正面影响。因为，今天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生出来的是婴儿，20年后他们成为劳动力，就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如果生育水平能够提到1.7-1.8的话，就是绿色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如果增长到1.9的话，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老龄化程度会更低一些。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不能希望生育政策调整能够在短期内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但是长期内是有效的。同时，短期内生育政策调整也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不用有太大的担心。
最后，生产率提高的途径从哪来？如何从改革中挖掘生产率，提高潜力？生产资源的配置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配置有三种，一种配置是在农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我国过去主要靠这一配置得到生产力的进步，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出来，得到了资源配置的效益。
但是农民进城以后，没有那么多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了，生产率从哪来呢？农民进城以后，进入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资源是不是配备得有效率呢？是不是有些行业需要劳动力，却遭到限制呢？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是否充分有效呢？有大量的潜力可以挖掘。
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千千万万的企业，未来生产率要提高，技术要进步，产业结构要升级，不意味着每一个企业都是同比例提高，而是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得到了机会，扩大了资金，把别的企业兼并了。没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会消失，会退出，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保护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还让它处于垄断地位，就意味着人为地制造僵尸企业。大量僵尸企业继续存在，生产率就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打破垄断，实现企业自由的进步和退出。这次改革提出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来决定企业进入还是退出，而不是过多用审批方式，这些改革都能创造出新的资源配置效益。
农民工市民化、土地制度调整以及产业的进出壁垒问题，只是几个例子。其实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经济的那一部分，每一个项目都能引申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我国主要依靠特定的人口结构，今后要靠改革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题目：“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更多内容在《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一书中也讲到了，供广大读者阅读，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