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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大繁荣》:价值观引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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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原作名: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译    者余江
出版时间2013-9
定    价65
ISBN9787508641669

内容介绍

    2013年,走进耄耋之年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力著《大繁荣》出版,反思人类繁荣史,亦是他对人类前路的探问。该书随即获评英国《金融时报》(FT)2013年年度最佳图书(经济类)。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给该书的评语中写道:“这本书集历史、经济、哲学于一体,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菲尔普斯声称个人主义是现代的标志性特征,但他担心这一现代经济的活力源泉已被错失。”
  近些年来,制度决定国家兴衰成败,越来越成为西方主流观点。但是,在菲尔普斯看来,这“挖得还不够深”;价值观,乃至态度及信仰,才是现代经济的活力源泉。
  菲尔普斯写道,英美两国于18世纪开始的繁荣,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孕育的个人中心价值观——包括提倡创新、促进个人成长——逐步取代中世纪盛行的传统价值观,如看重团结和保护。英两国的繁荣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法国和德国也紧随英美的脚步。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力,法国“咆哮的20年代”,美国“咆哮的60年代”不再。菲尔普斯认为,这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也不是因为现代价值观被否定,而是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复苏——将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重视保护后进而非鼓励先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评价该书:“《大繁荣》应该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应该涉及的——如果它不是一本更为重要的书。”
  《大繁荣》聚焦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是否也可为鉴?菲尔普斯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提到,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必须加快创新,不能再指望西方国家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而为此,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

作者介绍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他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费尔普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5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2013年,走进耄耋之年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力著《大繁荣》出版,反思人类繁荣史,亦是他对人类前路的探问。该书随即获评英国《金融时报》(FT)2013年年度最佳图书(经济类)。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给该书的评语中写道:“这本书集历史、经济、哲学于一体,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菲尔普斯声称个人主义是现代的标志性特征,但他担心这一现代经济的活力源泉已被错失。”
  近些年来,制度决定国家兴衰成败,越来越成为西方主流观点。但是,在菲尔普斯看来,这“挖得还不够深”;价值观,乃至态度及信仰,才是现代经济的活力源泉。
  菲尔普斯写道,英美两国于18世纪开始的繁荣,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孕育的个人中心价值观——包括提倡创新、促进个人成长——逐步取代中世纪盛行的传统价值观,如看重团结和保护。英两国的繁荣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法国和德国也紧随英美的脚步。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力,法国“咆哮的20年代”,美国“咆哮的60年代”不再。菲尔普斯认为,这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也不是因为现代价值观被否定,而是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复苏——将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重视保护后进而非鼓励先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评价该书:“《大繁荣》应该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应该涉及的——如果它不是一本更为重要的书。”
  《大繁荣》聚焦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是否也可为鉴?菲尔普斯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提到,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必须加快创新,不能再指望西方国家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而为此,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
  初春3月,菲尔普斯来京推广该书,并参加一年一度的诺奖峰会。财新记者专访了菲尔普斯。在纷纷扰扰的短期困惑以及全球多地屡现的非理性繁荣之外,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位智者眼中,中国长期、可持续繁荣的前景和前路。

目录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推荐序三
中文版序
前言
概论 现代经济的诞生?
第一部分 活力与体验
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创新、活力与增长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社会制度
第二章 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小结081
第四章 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 鲜花与荆棘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诱惑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社会主义的理想
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新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的阴暗面
第七章 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创新的贫乏
第八章 各国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 衰败与重生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第十章 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衰落之源
第二次转型
第十一章 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第十二章 美好与正义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多重人性中的正义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小结
结语 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大事记 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参考文献

  以下为记者对作者的采访实录:
  价值观还是制度?


  记者:你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对于经济体的活力至关重要,英美的个人主义在两国19世纪的崛起中就扮演了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自古以来崇尚儒家式团结、中庸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是否适用?
  菲尔普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成为儒家文化方面的专家,但我也阅读了不少可靠的资料,我得到的感觉是,儒家也鼓励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提倡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这些与我的书中倡导的是一致的。
  但是,儒家价值体系带来的问题是,它还鼓励了许多其他价值。我认为,(孔子)没有意识到,上述的这些价值与其他一些他所倡导的价值之间,是存在矛盾的。


  记者:中国人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是把自己当成集体中的一员,不求“脱颖而出”;强调社会和谐,而非个人主义。
  菲尔普斯:这很儒家,难道不是吗?


  记者:正是!这些价值与前面提到的自我实现,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你看来,中国最终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更为广泛的创新和可持续的经济活力?
  菲尔普斯:当然需要!
  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包括现代社会初期萌芽的个人主义,以及在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美两国的创新成果如此丰富且广泛,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和消费者。这源于两国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植根于两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应的制度使之得以实现。
  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和美国经济衰落的原因是放弃正确的现代价值观和经济文化。美国就出现了对传统目标的呼吁,如过分强调社会保障。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自主创新。但问题是,自主创新并不是在各个行业广泛地存在,并没有在生产者中大范围地蔓延开来,换句话说,并没有渗透到草根阶层。


  记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书《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提出,制度是创新和国家最终成败的关键。你对此是否认同?
  菲尔普斯:我更强调的是价值体系的作用。我不认为如果价值体系正确,制度会成为(一个国家的)短板。如果价值体系正确,人们会希望、并努力建立一种相应的制度,来允许他们探索、试验、检验他们自己的洞察和判断、允许他们自主判断什么样的新产品应该被创造、什么样的产品能被市场接受。
  阿西莫格鲁的书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他并没有就繁荣这一概念挖得足够深。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定义繁荣这个概念。我是在将要完成我的书的时候才意识到,繁荣既有物质层面的表现,也有非物质层面的表现。我更关注的是非物质层面的,如挑战带来的刺激感,尝试、探索、在未知中航行所带来的满足感。最终这需要令人兴奋的生活。


  记者:对于一个经济体繁荣的衡量,是否也应该更多基于此,而非局限于GDP?
  菲尔普斯:当然!只有那些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社会才会为了增加国民收入和国家实力,牺牲这样美好的生活。
  但我也想说,不少人批判GDP,但紧接着,却声称重要的是财富、收入、长寿,这岂不是又回到了物质主义?这仅仅是对GDP评价体系作了小幅优化。这样的评价体系不会把我们带向真正美好的生活。
  个人主义还是社团主义?


  记者:你的书中提到,个人主义的表征包括,自我表达、为自己思考。但在中国,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基本还是儒家提倡的集体主义。但如果仔细审视微观层面,我们事实上能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自我表达,甚至让人觉得自我表达过度了?
  菲尔普斯:这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至少是一个开始,比没有开始要好。人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这有可能会进一步拓展到工作场所,一些雇员会敢于说,“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么干是愚蠢的”。中国或许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记者:在整个社会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现象,似乎每个人都越来越为自己考虑,这一点是否应该有所改变?
  菲尔普斯:这事实上赋予了整个社会(公民)动机的多样性:不同的人尝试不同的事。这对于文明的前行来说是有好处的。


  记者:也就是说尽管可能是自利的,但这种个人主义却有可能帮助整个社会实现蜕变?
  菲尔普斯:脱颖而出、取得成就的人往往是那些为自己考虑的人。当然,很大一部分只为自己考虑的人最终会失败,或者说无法成为胜利者。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国家治理的主次应该是,“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基于此采用怎样的社会和经济架构;而在中国,情况似乎是,国家目标、民族地位为先,然后考虑百姓能有怎样的生活。这样是否能带来真正的繁荣?
  菲尔普斯: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不认为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如果是由国王来决定其经济体系,两国能够取得它们曾经达到的非物质兴盛度。
  一个能让人们做他们所享受的事、并对他们在做的事乐在其中的非物质性社会体系,只能来源于草根阶层。当然,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机会,但并不广泛。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价值体系的原因,这样的机会也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多见。


  中国的挑战
  
记者:中国能否凭借现有发展模式迈入真正的繁荣?
  菲尔普斯:这种模式在中国事实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的。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体制主要依赖来自西方的技术转移以及对外出口的增长。
  但我们知道,外部世界的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都将是相对停滞的,对于中国出口的吸收能力有限。世界能够提供给中国借鉴的技术进步,总有一天也会达到瓶颈。
  所以就像过去几年我所说的,中国迟早有一天需要迈出这样一步,即个人和私企更多依赖他们自己的创造力、洞见和预判,来提出新的生产办法,制造出新的商品。
  换句话说,中国必须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就像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完成的转变一样——尽管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反复。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也是自然的发展演变进程,它将能够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更多依赖本土创新,更依赖个人和私企创造力的创新型经济体。


  记者:对于近来出现的“硬着陆”,以及如何远离危机的观点,你怎么看?
  菲尔普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如此之强,衰退和金融危机在中国还从未真正发生过。同时,政府也在较为积极地为经济体下药,来缓解经济体显现的任何症状。但现在,政府大规模干预的火力似乎不那么充足了。
  放眼全球,看看历史,19世纪时,人们基本能够容忍衰退,他们认为衰退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个容许错误和过度的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反观现在,每当经济下行来临,人们都极度担忧、抵触,认为衰退只应该存在于历史中。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会把太大的压力置于政府肩上,要求它不断“救火”——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武之地。
  在美国,我们看到,哪怕失业率只是上升了一点点,都会引起人们巨大的反应。
  我并不是想表现得漠视人们的苦痛,但是,如果衰退不可避免,就应该让它到来。我不认为温和的衰退应该被看成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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