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现实与书斋之间》 ■ 姚洋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 姚洋 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姚洋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所以中国人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还要给世界贡献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这本书收录了姚洋过去八九年间写就的非专业性文章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说它们比较“严肃”，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主题比较宏大，且写作方式接近专业论文的风格；另一些不那么“严肃”的文章，比如，随笔、书评和杂文等则收入了他的另一本书《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前者主题宏大，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的改革及其成功和问题的深入剖析，显示了一名知识分子严肃的学术思考和公共表达。后者文笔流畅，文章风格雅俗共赏，反映了一个经济学者经世济民的心路历程。日前，姚洋接受了新金融记者的专访。
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新金融：“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
姚洋：我认为“模式”不是个很合适的提法。因为“模式”是个很固化的概念，而中国还处于发展之中，改革之中，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定论，说它形成了“中国模式”是有些过的。
我这本书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说的是中国走过的一条道路。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走出的道路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这其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甚至值得别国借鉴的东西。
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那说明中国太特殊了。我认为中国特殊论与美国特殊论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个人还是相信普世价值的。中国并不特殊，它是世界普遍性的一部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世界的普遍性到了各个国家，当然都会带有一些特殊性，但是这点儿特殊性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模式。各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不足以抵消大家的一些共同认识。总结到社会秩序上来，那就是自由民主。有些人说中国文化就不适合搞民主，这是荒谬的；认为文化决定一个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理制度，从最低级的层次上说，这完全是一种偷懒的态度。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自由民主。在这个前提下怎么去走？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因为起点各不相同，每条道路上的风景也自然不同。先到达目的地的可以给后面的提供经验。我们一面可以吸取前者的经验，一面也可以给后者提供帮助。总之，全世界各个国家应该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同情有人说“中国模式”，至少他们没有偷懒，没有得过且过，而是总结出一些重要的东西，有一种民族的自觉。中国人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还要给世界贡献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新金融：您怎样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
姚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但是，现在中国正慢慢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会遇到各种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两极化等。
新金融：您提到，“北欧模式得以维持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对中国来说，北欧模式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姚洋：北欧模式是值得大家向往的模式，但是大国与小国的可比性是很低的。
我认为可以吸取的经验有两点：一是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让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二是政府收缴的税要花回民众身上。让所有的人对自己缴纳的税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明明白白知道自己从政府那儿得到了哪些利益。这样民众才会认同，才不会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