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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佃农理论》英文原版已在国内出版

作  者: 张五常 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5-1 字  数: 92000 版  次: 1 页  数: 188 印刷时间: 2010-5-1 开  本: 大32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8620282 包  装: 平装

编辑推荐
  1、本书经济学家张五常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书中诸多精彩章节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张五常把产权及交易费用观念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不仅推翻了传统的理论,而且为佃农理论的研究开创了新的视角。
  3、张五常从个案研究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不仅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开启了活水源头。
  4、本书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与深入性,还在于文字优美、格式规范,成了不少经济学学子写作的典范或范文。

内容简介
  《佃农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博士论文,其英语原版于1969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张五常这本论文集主要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奠定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础。
  在本书中,张五常还深入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一再强调了产权在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强调交易费用对产权运作的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远赴加拿大和美国求学,取得了在价格理论领域的真经。1969年以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轰动西方经济学界。  曾出版作品:《佃农理论》、《中国的经济制度》、《经济解释》、《中国的前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等。

 目录
前言
引言:《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沃因的导言 Introduction by Lars Werin
《佃农理论》英语原著

 媒体评论
  《佃农理论》是旷世科学杰作。——沃因,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佃农理论》与《蜜蜂的神话》不能被超越。——科斯,诺奖得主


阿师教我写英文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还未谈之际也。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跟学术谈恋爱是苦恋。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当时在长堤共用同一办公室的Dvorak明白发生什么事,处处维护我。后来(大约四个月后)我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摄影个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五百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
  
  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六六年十一月完成的,隔行打字四十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还给我。再去见艾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完整无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
  
  不高兴地离开艾师,回到长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艾师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隔日的上午十一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
  
  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功,懂得舞文弄墨,但艾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反映艾师的教诲。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其妙无穷也。
  
  文稿两发的经验
  
  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写好了第一章的第二稿——是后来出书的第二章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自觉大有改进。(其实我每一稿都写五、六次。)艾师读后只简单地说:“将来替你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懂得写明朗的文章。”我高兴万分,因为出自艾师之口是很高的评价。他一向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堪一读,而又屡次强调思想要清晰,不容许任何拖泥带水的表达。任何人都懂得说文章要清楚,但办得到的却不多见。我从艾师学到的,是先要思想清晰,然后简单直写。
  
  我见当时的第一章有独立性,又得艾、赫二师认可,就急不及待地寄到两个地方,希望发表。其一是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说明只是论文开头的一部分,其余的还未动笔。该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很快就回信,说只要余下的有相近的水平,他们乐意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用评审,而出版社又那样大有名望,这回应朋友们都说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过了两个月,编辑的回信是评审员认为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风俗习惯定分成率为依归。我想,要是我那样改,整篇文章就废了。我又想,那样大名的学报,主编和评审员怎可以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是我在学术生涯上唯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录的经验,而又因为这经验,我后来对“名”学报与不知名学报一视同仁,漠不关心。可不是吗?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后埋在地下三尺,总会有人发掘出来。
  
  杜大师拔刀相助
  
  也是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在长堤奇怪地收到E.Domar寄来的邀请咭,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里聚会。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经济发展学说上很有名,当时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邻近的兰克公司造访一年。Domar的大名如雷贯耳,但他怎可以知道我这个人?依约赴会,见到的都是教授或兰克公司的人,学生只有我一个。独自在厅上一角喝酒,会到中途,听到Domar大声说:“谁是史提芬,请站出来。”我回应后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了我,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堤。要不要到麻省来碰碰运气?”
  
  过了几天收到Domar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的D.G.Johnson;他又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请。Johnson是当代的农业经济大师,发表过另一套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毫不客气,说他的理论全盘错了,所以不便申请。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过了申请的限期,赫舒拉发给我电话,要我立刻申请。
  
  赫师的盛情难却,我就寄出一封简单的信。两天后收到芝大经济系主任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项,要我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有任何职责,年薪八千当时极为可观(长堤“教餐死”的年薪,缴税后只得五千)。Harberger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会去的。
  后来G.Tolley告诉我,Johnson看了我那一章之后,就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我的申请信。但在那一章,我对Johnson的批评下笔甚重。胸襟如此,使我肃然起敬。三十三年过去了,这样的胸襟我怎样也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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