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有限性，总是让不少人质疑“可持续增长”的可行性，并认为无论如何经济增长终将损害他人或后代享用资源的机会，并进而有损社会道德。
不过，哈佛大学 William Joseph Maier政治经济学教授、《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作者Benjamin M. Friedman并不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道德在本质上无法调和。
在他看来，“可持续增长”意味着每一代人都将为下一代人留下可靠的资源禀赋。“可持续增长”跨越多个维度，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帮助人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找到道德和增长的平衡。
现实世界中的金融危机，夸大了资源和增长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围绕发展模式和发展权力展开的斗争。在气候变化、国际经济再平衡等诸多问题上，以邻为壑的简单做法主导了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思维。
对此，Benjamin M. Friedman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识到气候等问题的全球性界外效应，发展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来应对类似问题。
《21世纪》：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国际社会应当推动“可持续增长”。现在对“可持续增长”的理解大多是从基础角度出发的，集中在对低碳经济、技术的讨论上，要求发展低碳经济。请问在技术维度之外，你将如何定义“可持续增长”的道德特点？
Benjamin Friedman：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中，我将“可持续增长”定义为一种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人留下可靠的资源禀赋，每一代人都能像其上一代人那样享受资源禀赋的增长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资源都必须保持完整，在所有维度上人们都无需作出牺牲。事实上，我在意的是，每一代人为未来留下的整体资源禀赋。在经济学中，“可持续增长” 通常是跨越多个维度的。而且，正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重要的、需要被考虑到的维度是社会的人性制度安排。
比起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恶化，或者某些关键资源消耗殆尽的危险，碳排放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人们应当在界外效应的地理范围内应对界外效应。碳排放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排放发生在中国、美国或巴西，它产生的界外效应是全球范围的，而世界缺乏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人们在京都和哥本哈根所做的努力，就是想克服这一矛盾。
《21世纪》：本次危机的另一大根源是市场里的投资行为变成了投机行为。你认为，奥巴马政府新的金融监管政策能够避免华尔街再度因贪婪陷入投机的陷阱么？
Benjamin Friedman：《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带来了很多有用的变化。它强化了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监管。但这一法案还是很不够的。法案没有覆盖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把这一法案当作持续的金融改革的开端，那么它是富有成效的第一步。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法案当作美国金融改革的终结——直到发生下一次金融危机，那么这会很令人失望。
《21世纪》：在经济人假设中，利润是经济人的唯一目的。请问如何调和这一假设和经济增长的道德因素？
Benjamin Friedman：我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认为，为社会公民广泛分享的收入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促进机会开放，容忍、公正和民主承诺等诸多社会特性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社会特性将取代人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后者毕竟是人的天性。然而，当经济增长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成功的——也即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经济利益被广泛分配时，增长的积累性后果就将带来社会、政治、以及社会道德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