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中非同寻常地快速转型引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出乎我们的预期，中国已经采用并强化了某些政府控制经济的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满足需求的任务。此类短期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甚至想创造出对新的基础设施供给品的需求。
从中国2008年-2010年，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刺激政策看，因为与现有长期政策配合紧密，所以短期政策的实施非常迅捷。这一结果迅速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成为全部基础设施都更为发达的国家。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由于21世纪前10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居民消费比重却在下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2个－3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中的比重也在稳步降低。2009年，居民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大大低于诸如美国这类由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国家的水平。
经历过去几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正面临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的急迫任务。中国一直快速地积累着物质资本，而一直以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也并不慢。直到2000年，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不过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0万。这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不再只是劳动力丰裕、土地及资本稀缺的经济体，而是正在发展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并把中国推向新的生产部门。
面对这些新的变化，2005年以来，政府已经提出“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试图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使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以改善。这一方法的实质可以通过两大主要政策概括：一是鼓励“自主创新”，一是降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中国长期以来旨在进口技术以及升级技术能力政策的延续和强化。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同时，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在不断加强，节能目标也写入了中国“十一五”规划。
很显然，这些目标的紧迫性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反应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政府会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以促进和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种干预措施与另一种更“顺其自然”的方法截然不同。
如果采用“顺其自然”的方法，政府政策应重点改善监管程序和定价程序，虽然这种方法实施起来比较缓慢，但也会发生相同的总体变化，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
具体而言，在技术政策方面，“顺其自然”的政策不仅可以为创新型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也可以为它们创造的知识产权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样会比向国有企业注入公共资金补贴更能刺激出民营企业的革命性创新。而有选择地干预有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即政府政策会成为持续经济变化的绊脚石。
作为一个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特点之一是政府对经济无所不在的干预。这与美国的经济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政府、企业与金融组织的合作创造出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比的集中力。但对中国来说，为了尽快成长为更多样化、更为分权且更加灵活的创业型经济，在接下来的十年内，最为紧迫的挑战就是控制和削弱这种集中力。
说到底，这是真正实现向高增长方式和新的发展阶段转变的惟一途径。■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美）巴里·诺顿著，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本文选自该书中文版序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