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大转型

　　从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改革越来越具有连贯性和集中性，但仍是部分的、逐步的、还没有完成的。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还缺乏全面改革成功所必需的一些制度基础。

　　中国改革一直集中在激励、流通、价格灵活性、竞争和开放这些我们认为的“大问题”上。中国的经验和有关日本、韩国早期腾飞的记录表明，虽然制度缺陷、价格不合理、入市障碍、腐败和其他限制造成了阻碍，也让中国付出了代价，但在激励、流动等这些领域的改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最近的经济进步，归功于成功的改革。这一局部而又有效的改革运动产生了以下的结果：

　　中国经济大规模地扩大，目前在绝对额上仅次于美国；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几亿人已摆脱了贫困；

　　走上了一条生产率、创新和研发大大推动整体增长的发展之路；

　　从计划向市场的大转变，政府充满了活力，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高度发展时期的情况；

　　虽然在相当多领域（但正在缩减）官方指令仍具影响力，但大多数产业中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结构改变迅速，从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变，从封闭向逐步融入全球市场转变，从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转变；

　　在显著进步后，30年的改革重新将中国经济塑造成一个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尽管有一些部分，比如资本市场和投资支出留有计划的后遗症，但它对国内外的市场反应越来越灵敏。改革虽不限制大规模发展，但它不稳定的特性却留下了软弱和不平衡的一面。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就落后于物质进步。临时创新不断填补了制度的空白。上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并存，使产量、就业和出口大大增加。在世纪之交的20年里，部分失业工人的下岗制度减小了大规模失业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集中精力在大型改革上的做法使一些事情半途而废。虽然改革的不完整或延迟造成的损失与释放13亿中国人的经济能量带来的好处相比微不足道，但这些损失毕竟是存在的，而且是巨大的。计划时代的一些遗留物，比如说能源、水、银行贷款的价格过低就会恶化中国的环境和就业问题。一些问题是由改革自身造成的，如寻租的日益频繁。其他如环境管理、法律、公共财务管理、存款和投资分配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反映了沿袭下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同部分改革做法的折中。

　　来自国有部门的资本、专业技术知识和出口盈利所做出的贡献在改革早期的经济收益中表现突出，那时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大部分非农经济。计划时代的制度留给了我们有益的遗产，这一遗产扶植了高水平科学技术，直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

　　尽管存在这些益处，国有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也在快速下滑。基本难题是行政体制影响赋予了国有企业获得投资资金的特权，而它们却不能有效利用这些资金。这使得地方经济承受了双重负担，不仅要面对困扰国有产业的投资选择不利的问题，还要面对更多有活力的非国有公司的竞争问题。

　　涉及激励、流动、价格、竞争和开放的大型改革，虽然仍有许多不足，却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结论并不能为制度缺陷、决策失误和价格扭曲开脱责任，相反，这些和其他困难妨碍了发展，增加了开支。全国经济发展虽惊人，但对很多仍生活在贫困和失业中的人们尤其不利。它们是经济前进动力中的威胁，应受到中国决策者的关注。

　　国内外的观察者们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重大经济转型。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这不能确保相似的政策在不同背景下会取得类似的效果。

　　并不是每种经济都能利用目前和潜在的产量间的巨大差距来推动发展。没有哪个低收入的国家能与中国的行政能力标准相比。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好的运气，能把国内劳动力同海外企业家的资本和知识结合起来运用。

　　英国、阿根廷、巴西、日本还有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繁荣。中国不稳定的财政制度成为继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资本市场继续倾向国有企业的做法会削弱为加速就业而付出的努力，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由于收入不平衡和财政上的忽视而造成的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会恶化未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帕金斯和罗斯基还是预测中国经济在2005年到2025年间，会实现GDP每年6个到8个百分点的增长。无论结果怎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对中国经济信息和经济分析的兴趣越来越浓。■

　　节选自《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著，格致出版社2009年10月，本刊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