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典
《信任社会》，（法）阿兰佩雷菲特著，邱海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0月第一版
作者在发表这本著作之前，长期从事政治，做过民意代表、议会议员、欧洲议员和政府部长，协调那些被社会分工割裂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所以，他能够坚决地把一切社会划分为“信任社会”与“疑忌社会”，并以此为标准，从世界各地收集案例和数据。
书中显示，在经济史上，被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三种信仰区分开来的欧洲人群表现出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差异。新教信仰把英国人带进了信任社会，旧教信仰让法国人停留在疑忌社会里；信任社会为合作行为提供了广泛的道德基础，疑忌社会则为王权和分裂提供了广泛的道德基础。
佩雷菲特相信，物质进步几乎肯定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不仅法国人经历过这一过程，而且，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最近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解决政治机制的难题，那或许也正走向这一过程。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美）托马斯谢林著，谢静、邓子梁、李天有译，李天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谢林是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奖人之一，是一位从心所欲的智者。他研究领域广泛，从工资、收入、吸毒和种族问题，直到谈判、有限战争、伦理学和博弈论。需要提醒读者的是，眼下翻译出版的这本文集虽然也很重要，但很遗憾，没有包括谢林最经典的几篇作品——1956年《冲突求解》杂志发表的“关于谈判的一篇论文”，1968年同一刊物发表的“博弈论与伦理系统研究”，以及1985年《法律、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的“把规则强加给自己”。
诺贝尔委员会授奖给谢林的理由，80％要归因于这三篇论文已经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是第一篇，其中的有趣故事既承接了迈克尔波兰尼的“隐秘知识”及“聚点均衡”概念，又间接启发了罗伯特奥曼——这位本应分享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今年才实至名归的以色列博弈论大师，创立了其“相关策略”的行为学博弈框架。
知识与情趣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书生之书，更是一本君子之书。作者毕生钟情于校园，致力于教育，曾经历“文革”年代的虎口余生，曾在高教司司长任上推动高考恢复，更曾身为武汉大学校长（1981－1988），力排万难，锐意改革，虽因不见容于权贵而被免职，却在武大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一段永远的传奇。
作者在自序中矢志“我手写我口”；我们身为读者，想要告诉更多读者的是：他做到了。书中，作者在“文革”中的坦荡胸怀令人感佩，武大改革中的开拓进取令人钦敬，一拒任教育部部长、再拒任团中央书记、三拒任武汉市长的高风亮节，更让人动容。
《自由与神经生物学》，（美）约翰塞尔著，刘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塞尔，虽然是语言哲学大家奥斯汀的著名门生，但事实上，塞尔的研究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明显地转向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了。比如，1990年他就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演说——“脑是数字计算机吗？”——就以认知科学为主题。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极小的小册子,其法文名的汉译应当是“自由意志与神经生物学”。它旨在回答这一问题：人类对大脑皮质神经元网络的研究，是否将把两千年来主要由哲学家探讨的“心智－身体”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
《21世纪的管理挑战》，（美）彼得德鲁克著，朱雁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德鲁克的去世，无疑大大刺激了其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销售，从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可窥其一斑——虽然这已经不是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了。比起我们曾经推荐过的德鲁克作品，这本书不如《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来得激动人心，也不像《旁观者》那样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它更多地是一位智者站在世纪末（1998－1999）对未来的平和分析和展望。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只涉及明天的‘热点’问题，即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和明天肯定会成为主要挑战的问题”。但无论加上多少形容词，“明天的热点”则意味着今天还不是热点。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让时间来检验作者曾经做出的对未来百年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