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模型》卢卡斯式的概要
罗伯特·E·卢卡斯
在过去的15年中，我所从事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或者说货币、经济周期理论领域的研究经历了急速的变化。反映这一变化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用各种对立学派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如凯恩斯主义革命与货币主义反革命之间的论争等等，来进行描述。毫无疑问，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跟随那些主流意识形态潮流确实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但我个人认为，那些关于危机、革命等等的辩论，含混不清，而且几乎与现在最有意义的研究毫无联系。在我看来，近来经济学上的论争，是经济学理论将有一个更深层更重要发展的一个表面反映，这些发展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经历长时间以后，这些发展会显得非常重要。到那个时候，现在的宏观经济学上的论争就会像以前的流动性陷阱、经营扭曲（operation twist）、可贷资金学说以及其他的宏观经济学说一样，在提出的时候非常有名，而现在却没有什么人能记得了。
动态经济学理论——我的意思是那些可以写下来，可以确实说明问题的模型，而不是一些观点与信仰——在过去的40年中又被重新开发出来了。现在，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在分析一个经济行为的决策者的时候，将其置于一个复杂的、或然的环境之中，交易很多的待定收益证券(contingent-claim securities)；在研究一个代理人时候，将其置于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技术、信息结构和随机扰动的经济环境中。如果凯恩斯和其他的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建立者们能够吸取马歇尔的智慧，在纯粹的静态分析中融入一些有用的动态分析，那么现代经济理论家们将会更恰当的提出问题然后加以。
将动态的、或然的因素融入到经济理论中是一种新的技能，通过严格的应用这种技能我们要研究单个决策者在给定价格下做出一次性选择的问题，这种技能事实上已经对应用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所谈论的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只是经济学的深层发展在某一个领域的表面反映，其实，这个深层发展影响着所有的应用领域。试图将这些发展解释成它们只是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一种破立是徒劳无益的。同样，人们还试图把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理解成对Viner或者Chamberlain的破立，或者把公共财政的新发展理解成对Pigou或者Musgrave的破立，这样做其实都是无益的。
当然，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动态化进程远没有完成。我相信就我们一起来研究的经济周期来说，它还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程度。即便是在这种初始阶段，我也认为二战以来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中起着中心作用的思考习惯，有必要用某种本质上不同的观点来代替。
我很愿意利用这次演讲的机会来描述一下这些发展，以及在我看来所必须的观念上的变化。第二章，我将讨论一些普遍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对于决定哪一种经济模型可以使我们确定经济政策对于人们的消费流和福利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章我们假设了一个假想消费者，这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他有一些不同的消费路径。为了得到稳定政策相对于其他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的数量理解，我们要描绘出他对于这些路径的反应。
第四章对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的一个总活动模型做了说明和讨论。在我看来这一模型给出了当前经济周期研究前沿的一个有用的定义，我将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一些突出的问题。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Kydladn和Prescott省略了的两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两处正是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第五章总结了失业理论的各个方面，第六章介绍了货币的复杂性。
第七章展望了以货币扰动为中心的经济周期模型的前景。虽然在我的演讲中的诸多内容里这才是主题，对此我投入了最多的精力和最好的判断——但是我还是认为，对这些我们仍然理解得太少，我将不得不主要依靠推测。在最后一章我会做一个总结。
在这些演讲开始之初，我曾经提到：在宏观经济学中引入动态经济学方法将对我们考虑经济政策的思路带来一系列彻底的改变。由于我已经对这些理论发展的详情进行了研究，我可以更具体的论述这些变化的本质，同时这也是结束我的讨论的一种很好方式。
首先，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动态方法围绕的是：给定代理人对其他经济行为者未来行为的预期，在他的控制范围内相机而动，处理现在和未来变量。相应的，可以得出，仅仅基于目前的政策决定，不能很好的考虑经济政策――这场博弈中的另一个参与者政府的“策略”。私人个体必然对未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实行做出一些推断。如果我们在讨论政策效果时，只涉及考虑政府今天做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还用在讨论政策方面目前仍处于支配地位的方法来讨论——我们就舍弃了对政策最重要方面及其后续影响的分析。
从动态博弈角度来进行观察是很平常的，如果不赞同这一点，人们甚至无法用第二章的语言来阐释政策的有关问题。这也反映出，远远早于现代理论的传统观点：考虑政策最有用的方式是将其看成是博弈规则的选择，长期以来政府负责这些规则的制定。这也是为什么民主政府具有很难改变的宪法和尊重以前判例的法律体系的原因。因此，经济理论界新近的快速发展是：将曾经由于大危机的压力和凯恩斯主义的智慧创造而被排斥的重要思考重新引入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我们需要使用布坎南和wanger的术语“经济宪法”（economic constitution），我们最终开始了有助于设计这个宪法的经济学理论的探究。
其次，（这一点和第一点几乎一样没有涉及模型，）从个人福利角度来说，战后的经济周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消除所有总需求的波动所获得的收益，即使在不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这事实上不可能），也肯定低于国民收入的1％。用来解决社会上那些比较不幸的人的问题的政策——财富再分配与社会保险——即使不考虑经济周期动态也能设计出来（许多这类的有用计划都是如此做出的），更好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发现对于这些设计只有很小贡献或者根本就没有贡献。而在讨论中，人们认为失业率达到10％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它又可以用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来解决，这确实是一个真实而又危险的假象。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为7％。这不是一个年复一年的“微调”（fine tuning）问题，谈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失业者毫无裨益。
第三个结论的得出并不能解决任何动态经济中的实际难题，尽管他是货币数量论的一种应用。根据现存的相关理论，一个社会可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达到其所想实现的任何平均通货膨胀率。这个结论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量应如何针对国民经济的短期波动作出反应没有任何意义。选择通货膨胀率时唯一的“残忍方式”就是对使用货币的活动强行征税——通货膨胀税。在通货膨胀率低于10％时，这只是个小问题（其数量级和战后经济短期波动一样），但是在更高的情况下，损失就严重了。长期的价格稳定是少数正当的“免费午餐”之一，经济学家已经为之探索了200年。这个目标――以及伴随它而来的3％左右的利率——只要你愿意要，还是可以实现的。
超越上述三点，而进入不同稳定政策的效率问题，这已经转到了――或者我更愿意用突破了――宏观经济学前沿。如果你认为Kydland和Prescott的模型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近似，那么美国战后的经济波动，作为对来自于“自然”的冲击的最好反应，将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分配。这个结论并不是说进一步的总需求的稳定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是模型中描述的情况――而是这种稳定并不需要。总需求的修平政策会导致效率的损失，而这种损失超过由此派生出来风险减少的收益。当然没有人会认为，Kydland和Prescott的工作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我也不相信目前可获得事实能够有力的驳斥它。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人们把货币的不稳定性看成真实经济波动的一个独立的原因，由于“通货膨胀税”的因素或者行为者的不完全信息的存在，稳定货币供给的政策还是可能使效率增加。第二章的讨论对这些增加的效率的上界进行了大致描述：它们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判断这些收益中的哪些部分的实现不会导致低效率，需要有一个模型能将观察到的消费变动分割为由“技术”引起的部分和由货币的不稳定引起的部分。在第七章我已经勾勒了这种模型中，我认为关键的部分，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拟合性的系统。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界，新近最有趣的发展是：将诸如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总体性问题重新整合到微观经济学的一般性框架之内。如果这些进展取得成功，“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将会完全消失，“微观”这一修饰语也成了多余。我只需说“经济学理论”，正如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瓦而拉斯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够诚实，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任何特定的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有些现象可以很好的被理解，而有些却不能。我确信，我们会试图通过把这些无法理解的现实看成别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来消除这种理论与现实相矛盾而引起的不适感。这是一种诱惑，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是对这种诱惑的屈服（在巨大的威胁下）。这导致我们抛弃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些在经济学中我们以前所拥有的“发现真理的工具”。现在，我们再一次使用马歇尔的工具来研究总体波动问题。虽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但是在这项事业中的取得的成果却让人振奋，我对此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