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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序言


    钱颖一是我国留美学人中的一位十分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阅读他的这部论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文集,不但可以从中领略现代经济学的魅力,而且可以看到一位身居异域的经济学家积极参与和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拳拳报国之心。
    我初识钱颖一教授,是在1983年初。那时,许多中国经济改革的积极参加者深感学力不逮,纷纷到海外求学。我去了美国东海岸的耶鲁大学,追随比较经济体制学科(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开创者之一M·蒙梯亚斯(John Micheal Montias)研究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时,颖一已经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硕士学位,正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管理科学和运筹学的学位。从那时起,我们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的友谊,有过许多交流和合作。1984年7月,我从耶鲁大学回国,从事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咨询研究工作。颖一则从耶鲁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他已成长为一位被广泛认可的经济学家,任教于美国西海岸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颖一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心系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本书中收录的就是他十余年来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著述。在这些论文里,他凭借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刻了解,透彻地分析中国转轨时期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和坊间许多常见的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书籍不同,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本书的开篇论文《理解现代经济学》交代了作者所理解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本书所收集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像庖丁解牛那样熟练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基准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国转轨中的问题,对纠缠难解的问题给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回答。在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问题上,颖一特别强调掌握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一类分析基准的重要性。对于国内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提示。由于小农社会的历史背景,加之多年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反理论思维灌输,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都存在巨大的认识误区。正像颖一在这篇文章中说到的,对于现代经济学中的这些基本定理有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理论描述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另一种是因为理论与现实存在差距而认定它们都是胡言乱语,毫无用处。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几乎随处可见。以阿罗-德布罗定理来说,就存在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把阿罗-德布罗定理简单套用到改革的实际工作中去,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比如说资本市场),而不论它是什么样的市场和处在什么样的监管环境之下,稀缺资源(比如说资本资源)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最优的配置。而当发现生活中的现实并不如此简单的时候,有些人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不去研究阿罗-德布罗一般均衡模型的限制性假设(如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而是断言必须“彻底否定”一般均衡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另外创造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或者主张干脆抛弃任何理论思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无论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持有哪种错误的观点,都会导致全盘否定理论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和提倡实际工作的盲目性,给改革造成很大的危害。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改革历程中,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颖一不但在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基准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亲自参与了20世纪最后年代经济学通过寻找这些基准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来发展理论的工作,与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青木昌彦(M.Aoki)、O·哈特(O.Hart)、J·科尔奈(J.Kornai) 、J·拉丰(J.Laffont)、刘遵义(L.Lau)、A·马斯-科莱尔(A.Mas-Colell)、E·马斯金(E.Maskin)、P·米尔格罗姆(P.Milgrom)、G·罗兰(G.Roland)、J·斯蒂格利茨(J.Stiglitz)、J·梯若(J.Tirole)、B·温加斯特(B.Weingast)有着师生关系或论文合作者关系。他们之间的密切学术切磋和思想交流,也使颖一对于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很好的把握。
    掌握了这样强大有力的理论武器,加上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深入了解,颖一就常常能够对中国改革面对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我自己也经常能够从与他的合作和交流中得益。例如我在1987年接受四通集团的委托,研究企业制度改革问题。在开始的时期,许多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企业理论和公司实践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只能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不那么具有根本性质的改进建议。后来,在颖一加盟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四通企业改革小组以后,这个小组的工作便从讨论现在收入本文集的《企业理论》一文和阅读颖一推荐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长R.克拉克(R·Clark)的新著《公司法》 教科书为起点重新开始。由于小组从高起点上出发展开我们的工作,整个课题进行得分外顺利。在1988年它所得出的成果:《四通公司股份化改制方案》、《四通股份公司章程以及招股说明书》等等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虽然由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这套方案最终没能得到实施,但在若干年后四通成功实现改制时,事实终于证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实用价值。
    应当说,颖一的众多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在学术界和经济界是有口皆碑的。这些成果中的许多重要篇章,也收集在本文集中。它们很值得关心现代经济学的进展和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应用的人们阅读参考。
 
(本文由梁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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