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的一个星期四下午，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我有幸参加了梯若尔教授的论文报告会。论文的题目是 "Inefficient foreign borrowing: a dual and common agency view"（无效率的国外借贷：一个双重与共同代理观点）。报告会的气氛十分热烈，不断地有人打断他的报告提出问题，而梯若尔教授一直微笑着，用自信和简练的语言回答所有的提问。当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时，比规定的时间（一个半小时）超出了一个小时，而对我的启发和震撼亦非同小可。
虽然我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国际金融，但在学习Rogoff and Obsfeld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基础》（1996）期间也曾经对这个领域产生过兴趣，尤其是1998年Morris and Shin (1998)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用对策论重新解释国际危机的论文，差点使我转入这个领域。后来由于对于对策论和激励理论的兴趣压倒了一切，才使我放弃了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而梯若尔教授的论文竟然能够将国际金融的基本问题纳入到激励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加以分析，并且用如此简练的模型得到不同寻常而又发人深思的结论，这对我不能不产生心灵的震撼。
第二天上午，我约了梯若尔教授在办公室对面的休息室喝咖啡，向他请教了一些有关国际金融领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梯若尔教授告诉我，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来自于他于2000年在意大利银行的Paolo Baffi 讲座上的讲稿。当我提出希望能够拜读他的讲稿时，梯若尔教授从他的办公室取了一本打印稿给我，并且告诉我，书稿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题为《金融危机、流动性和国际货币体制》的著作。在激动之余，我又跑去见梯若尔教授，告诉他希望能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并且说愿意在12月份访问武汉大学时就此作一个专题讲座。
2002年五月底，在拉丰教授和梯若尔教授的指导下，七易其稿后，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回到武汉大学。回国后，我立即将此书推荐给梁晶工作室，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联系版权并早日翻译出版。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国外中间商从中作梗，联系版权的事情一拖再拖。出于无奈，梁晶工作室与我联系，希望我通过梯若尔教授直接说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版权授予人大出版社。按理说，这些工作超出了一个译者的职责范围，并且一般地，像梯若尔这样的大牌学者多数不愿意管这类事情。但是考虑到如果这本书的中文版权落到某些二流出版社的手中，就可能会导致学术上的灾难，市场上流传的为数众多的胡编乱译的经典经济学译著就是例证。这些译著不但严重误解并歪曲了原著，而且误人子弟。出于学者的责任感，我向梯若尔教授如实地说明了国内的情况，希望他出面干预此事。梯若尔教授很快复信，并将他发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主编的Email 附后。在梯若尔教授的亲自干预下，人大出版社终于拿到了中文版权。
翻译工作最初始于2002年11月，当时的分工是，由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三位研究生聂军、王鹏和闻俊同学负责翻译工作，由我来统一审校。2003年3月，翻译的初稿出来后，虽然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审校，译稿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倒不是说翻译有很多错误，主要是译稿行文不够流畅，无法忠实地表达原著的风格。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及和梁晶工作室认真协商后，决定放弃译稿，由我直接接管本书的翻译工作，并负责审校。在重新翻译过程中，我大体上保留了闻俊同学的翻译的第5至8章的译稿，因而最终的工作量为：由闻俊负责翻译第5至8章，我负责翻译其余部分，最后由我统一审校。所以译著中的所有可能的错误和疏漏都应由我来负责。
最终翻译工作持续了近3个月，为此我不得不将自己的著作《对策论高级教程》的定稿工作一拖再拖。说实话，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翻译他人的著作毕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且不说翻译工作费去大量的时间，耽误自己的论文和著作，而且整个过程中始终战战兢兢，唯恐出点纰漏，难免挨读者的骂。但是对于这本著作的翻译工作，我必须责无旁贷地进行到底，这不仅是因为梯若尔教授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更是因为这本著作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理论转换分析框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因而它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价值，以及中国加入WTO后改革旧的金融体制的重要参考价值实在是毋庸赘言。
最后，我要感谢聂军和王鹏同学，虽然他们的译稿最终未能被采用，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仍然应该被承认。
陈志俊 2003年8月 于珞珈山
（本文由梁晶工作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