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艺术，是政治运作的艺术。政治，就是配置和重新配置权力的活动。这类活动之所以具有艺术的特征，因为：（1）一个人对其他人所发生的影响——即“权力”，是难以定量地测度的。每一个人，通常是基于亲身体验来判断别人对自己的影响，并且通过对比来判断这一影响力的强弱的。政治运作者不仅需要判断别人对自己的影响，而且需要判断人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与纯粹理性不同，任何“判断”，都包含了艺术的特征；（2）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这些影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依赖于人们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和特定情境。为了准确地“判断”，政治运作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与情境有超越其他人的洞察与把握。对本土社会的问题与情境的洞察与把握，绝不是从教科书里能够学到的，它需要在本土社会里的长期实践和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长期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它被称为“生活的艺术”；（3）政治运作者提出的改革方案，务以可行性与合目的性为两项最关键要素。单纯地合乎改革的目的而不可行，则改革流于幻想。单纯具有可行性而违背改革初衷，则改革沦为改革的敌人。如何为改革找到动力并将改革动力引导到合乎改革目的之方向上去？这被称为“改革的艺术”。
还是王小波的那句名言：好书需要批评，坏书需要炒作。大约10年前，我为维迎的博士论文中译本写了书评。据维迎的“回应”文章所称，我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今天，媒体的注意力从大学改革逐渐移开之后，于一偶然场合，维迎送我《大学的逻辑》，以其“好书”之资格，要求我再行“批评”之义举。
书，在书桌上搁置了几天。然后，我一口气读完了它，断定这是一本好书。惟一不能让我释怀的，是它的最后一则附录，“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作者不是张维迎，但其文字被维迎收录以作“支持”。我相信，任何一位读者，甚至是粗心的读者，都不会赞同如此文风及论理是对张维迎这本书的主旨的支持。在三篇“附录”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周黎安和柯荣住合写的那篇——“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支持”。
书的正文，我建议忙碌的读者只读第一章“大学的理念与治理”。这篇演讲词，真是写得酣畅！而且，它也确实概括了全书的主要观点。惟一没有被它概括进去的，让我最终决定写这篇书评的，是第116页出现的这样一段话：“我曾经提出三个命题，并提出任何人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北大这次改革就不要搞了。第一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阻碍大学行政制度的改革；第二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降低学术自由；第三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降低教授的权力。”
正是如此。我对维迎改革方案的批评——曾经以不会损害改革进程的方式发表过，正是基于我对大学行政权力、思想自由和教授合伙人制度的考察而提出的。上引三个命题，不甚清晰的地方在于，是否这三个命题当中任何一个被证实就都构成对改革方案的否证？或者这三个命题之间具有某种等价性从而任何一个被证实就会导致其余两个命题也成立？——我相信这一可能性。或者它们相互独立从而维迎必须指明足以否证改革方案的最要害命题为何？——我相信是命题一。
依我所见，只要有人能让众人相信，上列三命题的第一命题是很可能被证实的，那么，维迎的改革方案就足以被否证。我不敢说我能说服众人，不过我十分悲观，十分地不能相信大学的行政系统对大学教授的权力对比关系将因维迎改革方案的实施而有所改善，尽管“不改善”并不意味着“恶化”。
改革肯定是“路径依赖”的。你依靠了行政系统来推动你的改革，就不得不赋予行政系统更大的权力。维迎会反驳我，因为他没有说过要依靠行政系统来推行改革。对于这一反驳，我不能回应，我希望读者自己去观察和体会我们大学里的现实状况，得到他们自己的看法。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今天能够推行这一改革方案的，在我们大学里面，政治上似乎惟一可行的力量，不论我们如何不愿意，依然是大学的行政力量。
在过去若干年内，由于行政系统的主导地位，许多行政人员都获得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表面上看，改革似乎增加了教授权力。可是，正如维迎在这本书里指出的，假如一位教授兼副校长要做“学问”，那么他其实是对“行政”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应当放弃学问而做好行政。也就是说，从统计的角度说——不排除少数天才人物的统计例外，一位合格的行政人员，哪怕他已经带上了最高级别教授的头衔，也不应当再被视为“教授”。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靠了农民的力量，同时赋予农民更大的权力和权利，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后来，改革策略从“农村包围城市”演变为“以城市为重点”，不靠农民了，赋予另外的群体更大的权力和权利。若干年之后，“三农”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大学改革，是权力的重新配置。以思想自由和真正意义上的“教授”合伙人制度为主旨的权力重新配置，应当从大学立法开始，让行政权力“合法”地退出大学学术的主导地位。
（《大学的逻辑》，张维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4年3月5日号“读书”栏目“本刊3月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