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大萧条”提出的挑战，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20世纪40年代诞生了。在那个时代，宏观经济学代表着帮助我们避免再次发生经济灾难的专门知识。宏观经济学在这一意义上是成功的，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卓有成效地避免了经济萧条。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还能进一步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我要强调的是，福利增加不是通过调整支出微调支出流量来获得的，而是通过更好地激励人们工作和储蓄得到的。以美国过去50年的经济表现为基准，我们会发现，长期供给方面成功的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要远远高于进一步优化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
计算政策变化对许多不同的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可以借助如下分析框架：首先计算出所有这些消费者的福利收益（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福利损失），然后计算出为了获得这样的福利收益需要多少补偿。我们也可以以一种商品或一个商品部分消费品子集而不是所有商品来计算需要补偿的部分，而不必依据所有消费品计算补偿数额。比较政策变化对福利影响的方法有多种，但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可以在消费者偏好的基础上用一种较易理解的单位来进行比较。
在这一分析框架下，目前计算政策变化对每个消费者福利影响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公共财政量化方法，该方法传统上用精心挑选的泰勒展开式计算补偿系数的估计值，阿诺德·哈伯格称其为“福利三角形”。第二种方法是贝利的思想实验——货币供给持续增长引致可以完全预期的常数通货膨胀率——该实验是量化政策评估的开创性范例。运用贝利的方法，我估计了当宏观政策将年通货膨胀率由10％降低到0％带来的福利收益，这相当于收入的1％。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这种估计结果意味着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收入的1％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无论如何，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福利取决于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将年通货膨胀率降低200％的宏观政策——完全符合近期南美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所带来福利收益大约是收入的7％。第三种方法是运用增长理论。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随着时间演变的动力是消费者偏好、技术及政府政策，该理论的发展使得一般均衡政策分析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动态环境。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用各种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分析了税收对资本存量各组成部分的影响，而且也研究了对资本存量总量的影响。
上述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估计稳定化政策带来的收益。在作这样的估计时，我们预先假定，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供给方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方式并不相同。一种可能是，政府或和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会引起货币量及其或其增长率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会带来无效率的实际真实波动。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则固定货币增长率是最理想的稳定政策（当然，这一政策要求中央银行积极采取政策以避免或抵消私人银行系统的不稳定）。但这不可能是问题的全部，因为一个货币波动将导致实际无效率的经济一定存在市场缺失及名义刚性，使得货币的变化不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变化，而且会引起其他变化。名义刚性使得经济无法对实际冲击做出有效的反应，因此根据实际冲击的性质相机使用货币政策有可能提高经济效率。
过去25年间，一系列宏观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致力于估计稳定化政策带来的收益。
这些研究表明，过去50年中消除消费波动点之外的稳定化政策，无论其形式如何，并不能显著地提高福利。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变动所带来的福利收益相比，消除消费波动性带来的福利收益显得微不足道：比将通货膨胀降低10％获取的收益低一个数量级级数还要多，比供给方面的财政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可能要低两个级数数量级。结果这一答案风险回避当然取决于风险回避风险厌恶程度的大小，但似乎对分配效应的处理方式并不敏感，不过这一点要以战后的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为前提。
唐·帕丁廷金给自己的《货币、利率与价格》一书起的副标题是“一个货币和价值理论的融合”。对他来说，价值理论意味着一个纯粹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扰动或其他种类的冲击所导致的产出和就业波动，被视为引致非均衡的调整，与任何人有目的的行为无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价值理论指的是动态的经济模型，该经济面临着不可预期的冲击，并由善于处理信息和作出选择的个体所组成。我今天所讨论的宏观经济研究对于这种意义上的价值理论做了必要的运用：设立明确的模型，计算其结果，并对观察到的时间序列与其他数据集进行量化比较。因此，与上一代人相比，我们能够建立形成更加精准的关于政策的潜在变化对改善人们生活的量化定量结果观点。
作者为199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