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术分工的发展，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这给人们造成了印象，哲学性质的问题靠哲学研究解决，经济学性质的问题只能由经济学家思考。这种不成文的习俗遇到经济哲学的提法时，促使人们产生疑问：经济哲学研究什么问题？进而，经济哲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用分析的方法从社会现象中剥离出经济现象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些经济现象经过经济学家的主观加工营造了两种性质，一是它具有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的相对独立性；二是具有了此为对经济现象真实描述的客观自在的性质。经济学自足性的外观正是从这种剥离过程中获得的。问题是，这不是真实情况。经济学家在确立研究对象时对经济现象的剥离过程实际是对其他社会现象的逃避，其他社会现象在逃避过程中被虚无化，而虚无化是主观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虚无化的事实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经济学一门学科不可能说清真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起码，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由于虚无化而被排除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二是那么多大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以自强，这是聪明之举，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经济学的先天不自足而造成的焦虑气氛。
以上的分析表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和互补性，这既是社会科学学科存在的本质特点，也是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固有规律。依据这样的结论，我们提出经济哲学存在理由的问题便有了基本前提：经济学具有先天的不自足性，弥补这种先天的不自足性需要多种社会科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哲学只不过是发挥弥补性作用的诸多社会科学学科中的一种。
经济哲学能够对经济学发挥哪些弥补性作用呢？换一个角度提问题，经济学在哪些问题上离开经济哲学就无法获得自足性呢？依笔者之见，下边的五大类问题是经济学无法摆脱但又无法解决的，这恰好是经济哲学的用武之地，也是经济哲学存在的理由。
第一类是经济学的逻辑前提问题。经济学是研究人和事的学问。由于人和事的极端复杂性，经验归纳的方法无法解决经济学的逻辑前提问题，但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确立逻辑前提。经济学为什么非要设置逻辑前提？为什么不同的经济学体系具有不同的逻辑前提？在经济学体系中，逻辑前提功能是什么？如何验证逻辑前提的正当性或不正当性？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但仅就提出的问题而言，足以让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经济学中的逻辑前提是经济学得以成立的必备要素之一，没有逻辑前提，经济学只能停留于经济心理或关于经济生活的意见的水平，但绝对不能形成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体系。第二，虽然逻辑前提问题如此重要，但经济学本身不能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给它留出理论空间，这意思是说，经济学给特定逻辑前提的存在留出了理论空间，不能给逻辑前提问题的展开留出理论空间，因为经济学的“天职”是研究经济现象，不是研究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所设定的逻辑前提问题。况且，在经济学中逻辑前提成为需要探讨和争论的问题，这种经济学就不能形成一以贯之、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只能出现逻辑前提不同或对同一逻辑前提理解不同所造成的自相矛盾。我们可以用逻辑排除法搜寻什么学科的“天职”在于研究经济学的逻辑前提问题，省略搜寻过程的最后结论是：只有经济哲学。
第二类是经济哲学本体论问题。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家虽然都使用经济一词，但这一概念的具体指称和意义却千差万别。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指经济为家政管理，其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家政管理也可作为一门学问研究，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益处。重商主义作家赋予经济以国家独立富强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及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体制的含义，旨在告诉人们，国家的经济政策像政治政策和军事政策一样重要。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是效率及由效率而来的国家富强和个人富足，他的用意是告诫人们，天底下只有经济自由主义才是最好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经济一词理解为效用，效用最大化是最可取的追求目标。
这些经济学家赋予经济一词含义时是如何想的呢？他们如此想问题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的想法之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些想法及想法之间的差别与真实的经济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可以不管，但当他开始思考经济学问题时，这些问题是绕不开的，因为绕开这些问题，经济一词的含义就会陷于混乱，连经济一词的含义都确定不下来，怎么能从事经济学研究呢？经济学确实可以不顾及这些问题，但相对于说清经济现象而言，这些问题总得有人顾及和研究，这种人就是经济哲学家。
经济学家并没有为我们指出经济事实的选择与认定具有主观性，而是刻意营造一种印象——经济学中的经济事实就是外在世界中客观自在的经济事实，经济学的作用在于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如实描述。这是经济学家或许自己也没有自觉意识到就制造出来的“客观性”陷阱。揭示出这里的“客观性”陷阱及其产生过程，正是经济哲学本体论的最根本性的任务。
第三类是经济哲学认识论问题。像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结果。既然是认识过程，其中就存在认识论问题。我们以亚当·斯密为典型展开这一问题，为了论证“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表了对两种人的看法。一种人是对经济运行过程胡乱干预的政府官员，这种人由于不了解相关信息，所以，干预有百害而无一利。另一种人是资本所有者。在亚当·斯密看来，用不着政府官员的关心和照料，这种人自会把资本投到最能获取利润的用途上去。
他利用了两种经济学分析的认识论前提：具体说，政府官员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资本所有者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他的看法的哲学根据是什么？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与他的经济学观点是什么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亚当·斯密没有给予回答。
当亚当·斯密认定政府官员的认识能力有限和资本所有者的认识能力无限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哲学问题，一个是一般性的，一个是具体性的。经济学是围绕人而来的一般性的学问。既然是一般性的学问，那么，就需要有关于人的一般性认识，人的认识能力怎么样呢？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说其有限或无限的根据是什么？认定有限或无限对经济学来说意味着什么？亚当·斯密在哲学家那里借用人性自私论得心应手且有创造性发挥，但他没有意识到还有经济学所必需的哲学意义上人的认识能力问题。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重要问题，所以，他在具体问题上便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不作说明地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和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这两种判断用于论证“看不见的手”这同一个主题思想。
亚当·斯密的哲学错误是一个教训，它告诉我们，经济学的先天不自足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几十年后，这个教训确实被一位大思想家弥补了，他就是哈耶克。他于1936年发表了《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文章中他认定：在经济认识过程中，人的信息是不完备的，这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自此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自觉探讨经济学的认识论前提。
第四类是经济哲学方法论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觉探讨方法论问题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哲学方法论的不可或缺性。思想上的重视产生了丰硕成果，我们能见到的有代表性者，有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等。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但存在的未必就一定不合理。大量经济哲学方法论成果的存在说明经济哲学方法论研究满足了经济学探讨的需要，这就是经济哲学方法论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哲学存在的理由。鉴于此，恕不赘述经济哲学方法论存在的更多理由。
第五类是经济价值观问题。在经济学中存在与否价值立场层面上谈论问题，主张“不应该存在”的观点其实面临危险境地。科学经济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主流，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之一是经济人假设。这里的经济人带有全称性和普适性，这是科学经济学家也承认的事实。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坚持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立场的观点，共内含的逻辑为经济学家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是经济人。既然经济人假设带有全称性和普适性，那么，经济学家就不能摆脱经济人的约束，如果能摆脱经济人的约束，就说明经济学家不是人而是神。经济学家不是人的判断悖谬于最起码的常识，能够成立的是另一种判断：经济学家在表达理论观点时不能摆脱经济人的约束，因而是，经济学家同样是经济人。既然是经济人，怎么能没有自己的选择性偏好呢？选择性偏好怎么能说不是价值立场呢？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围绕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问题涉及了如此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哲学问题。不能摆脱价值立场是经济学在劫难逃的命运，但自己的理论表达中又不能充分展开有关价值立场所涉及到的各种哲学问题，因为展开的结果是，轻者会冲淡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严谨性；重者则会使经济学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经济伦理学。在这里，理论的必需和理论的表达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解决矛盾途径只有一条：让经济哲学展开和研究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问题，一种经济学理论只能采用和表达一种价值立场，否则便会自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