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允许有千差万别，允许它自身有无数不同形态，故而允许不同形态的市场生活。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市场生活”形态，似乎以行为短期化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最显著的特点。
随着腐败的泛滥，“行为短期化”已经成为日常谈话的语汇，我也是在日常语言意义上使用这一语词的。相比之下，“消费主义”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那些打算阐释这一概念的学者们，最近出版了至少一整套丛书，来刻划它的不同方面。
2004年6月24日，我在杭州街头报摊见到这样一幅头版大字标题：“她曾当众拥抱过毛泽东”。这样的标题，大有“媚俗”之嫌，似乎说明这份报纸是市场导向的，以“销量”为绩效的核心指标。不过，办报纸的人，哪怕他从来不打算跟随市场的导向，也不太可能追求“销量”最小化——这与“报纸”的本性相冲突。所以，我们应当追究更深层的理由。这些深层理由之一，就是“消费主义”——把世间万物，包括政治人物、性别、生命、历史、信仰，统统视为消费品，不仅如此，还把这一倾向提升为现代生活的基本方式，把它提升为“主义”，当做一种“价值”来追求，并且愿意为获取这一价值而放弃其他价值。
市场生活不必然导致但却可以导致消费主义的人生态度，因为市场倾向于把一切价值，不论它们多么崇高或邪恶，都拉到同一层面上来交换。有一位学生来请教：“老师，您可以告诉我这道题怎么求解吗？”如果没有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她的意思就是请我说明解题的基本步骤和要领。如果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她的意思就是请我直接告诉她这道题的答案，因为求解的过程已经无关紧要了。求解的过程不再被关注，是因为包含在过程当中的知识和体验，与其他价值相比变得无关紧要或者显得太昂贵从而被更便宜者取代。这样，计算器逐渐取代了计算尺，考试题的答案逐渐变得比求得答案的过程更加重要，把奶粉卖出去这一事实逐渐遮蔽了卖出去什么样的奶粉这一事实。
即便是商业活动，其过程也往往包含了宝贵的从而值得追求的生命体验。可惜，我们的学校未必传授这样的看法。市场倾向于把学校当做制造“商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否合乎“目的”，完全依赖于人们是否愿意花钱买这种商品。因此在市场生活中，人们愿意花钱买什么比教育大纲规定学什么来得更重要。目前，弥漫世界的功利主义情绪正把我们的学校塑造为典型的商品工厂，正从家庭、社区、政府和学校内部的各方面向孩子们表明：急功近利的教育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更合乎学校的目的。
急功近利的教育，典型地以各种“升学率”指标为导向。在其他类型的教育中，古典教育以“人文”的极大发展为其导向，现代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为其导向，个性主义教育以每一学生的独特个性为其导向，进步主义教育以实践技能的培养为导向。因此，在急功近利的教育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是人文价值。
如果人文价值失落了，心灵就无从安顿，我们每日的行为就变得匆匆忙忙。或者反过来说，激烈的竞争让我们每日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匆匆忙忙，以致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我们每日行为的意义，从而我们最终忘记了心灵是否还需要安顿。
当我们于人生的匆忙之中忘记安顿心灵时，生命本身也就发生了异化。用萨特的语言，这叫做“信仰的败坏”。生命不再被我们当做自我鲜活创造的过程，而被当做无心灵的器具，用于完成它每日匆忙着去完成的工作。萨特继续说：信仰的败坏导致虚无主义。是的，虚无主义之外，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是流行的信仰吗？
2000多大学生被欺骗参与传销。这则报道引人注目，因为这数字本身意味着对“欺骗”的否定，意味着被欺骗者其实倾向于被欺骗。而这样一种被欺骗的倾向，或者寻找欺骗者的倾向，则是我们急功近利的教育的不难想像的后果。
我们在市场里生活，却不必为市场生活。苏格拉底也在市场里生活，他向人们询问生活的意义，从而使匆忙的人们在市场里停下来思考。今天，世界各地有许多人都在市场里生活而不为市场生活，他们代表着有希望的市场生活的方向。
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些有希望的方向展示给我们的学生。这是教育的问题所在——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把社会核心价值灌输给下一代人。正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出了问题。这与上述的心灵无处安顿是同一问题。从这里出发，问题被带到了学校和学生那里，后者又把问题带回到我们面前。问题的循环往复，说明它是不可回避的。
我们必须克服教育的短期行为模式，必须让学校违背急功近利的原则，必须从学龄前就开始“补”人文教育的课程——章太炎所谓“小学”者，是学习洒扫进退接人待物，而不是学习六书。
教育，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