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一种知识生产
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梳理“学术书评”，总有点勉为其难，因为这毕竟是一份面向包括许多非“学术人”在内的读者的报纸。但话也说回来，既然是一份“书评周刊”，就得面对一个社会知识产品的主要形态之一——学术著作，换言之，学术图书必然构成书评的对象，而且它因自身构成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而不得不成为一个时期书评的内核之一。以 “学术著作”为对象的书评自然是“学术书评”。
关于“学术书评”的讨论，有很多种开端，比如据说西方就有学者凭借书评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故事。我们既然生活在中国，就从邓正来主编的《中国书评》开始。因为在邓正来看来，一种以“现代性”为基础的、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核心的制度化的认识世界的社会科学知识图式和知识生产方式，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学术”(形态)是从1990年代才在中国逐步普遍开来。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形态、新的学术规范、新的学术标准；无论场域分割、论证形态、文本样式、价值取向都是如此。我们暂不论邓正来所说的社会科学知识图式和知识生产方式是不是一种“好的东西”，也不论它们是否也必然是未来的规范和标准(比如陈平原教授就提介另一种学术文本，以及这种学术文本可能蕴含的其他东西)，但他确实说中了1990年代以来的某种一直正在主流化的事实。
这个“事实”可以描述成“西方影响的产物”，也可以描述成“全球化的结果”，但它确实正在主流化。尽管1998年“浮出来”的思想论争，使不到几年的“学术凸出”，一下子被卷入另一种“场域分割”的立场漩涡中，但本来就没有“凸出来”过的大多数学术领域，确确实实正在为邓正来所说的“学术”(形态)占领。
在批评中“立法”
也许只有经过场域分割而鲜明起来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学术，才有可能开始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模式。在邓正来看来，“社会科学知识欲突破其限度而获得新的增长和拓宽，就必须严肃地评介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换言之，这种知识生产模式需要“严肃地评介或批判”(不像过去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传道和解释)，而且以它为基本手段。这样一来，学术书评也就作为一种“严肃的评介或批判”方式开始发展起来。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在《中国书评二十年》一文中也指出：“1992年以后，学术书评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书评》于1994年9月创刊，后来因主编个人的身体健康等问题而于1996年5月暂时停刊，其间共出版10期，共发表书评和评论文章158篇。1998年出版《〈中国书评〉选集》。既然前面已经谈到这在中国属于一种新的学术形态，那么早期就会更多地是制定标准、确立规范。没有新的学术规范，就没有新的学术形态，没有新的学术共同体。因此邓正来在《建构学术批评体系——〈中国书评〉创刊辞》中指出：
“《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妹刊物，其惟一宗旨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
后来在《建立中国的学术传统——序〈中国书评选集〉(1994-1996)》中更加指出：
“建立《中国书评》这个制度公共空间的考虑，其关键之处毋宁在于主张，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有权利和有资格参与其所在的知识共同体的‘立法’过程，有权利和有资格就知识共同体制定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只有在互相交流、讨论和批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为知识共同体所接受的知识生产规范”。他还说这种“试图追究中国社会科学传统建构方向的努力可以说是第一次”。
这是在给中国学术立法。他力图通过建构一种公共平台及其之上的自由争论，来建立一种具有自生自发性质的新秩序、新“法律”。这种追求在杂志的设计上当然也会有所体现：
“《中国书评》宗旨的确立，在其具体功能上呈现为下面两个的努力：一是以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思潮、论题以及知识生产活动为对象，进行分析批判；二是对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成果以及重要但为学界所忽略的论著，给出严肃全面的批评或介绍……它们在《中国书评》的栏目设置上表现为：书评(以单本专著或单篇论文为对象，每篇书评3千字左右)、评论(以思潮、论题、知识生产活动为对象，每篇评论万字左右)、简评(以单本专著为对象，每篇简评3千字左右)、序跋(每篇序或跋5千字左右)、受赠书目以及推荐书目六个栏目。”
这种追求并进一步体现在《〈中国书评〉》选集》的设计上：
“《精选本》的结构以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书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但是以四组书评构成的‘主题书评’，其特点在于每组书评都对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新著进行侧重于批评的。评论，并由作者本人对这些批评文字进行回应；这部分所强调的是批评与回应之间的知识互动，由此也试图展现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在学术讨论中相对平等；然而，第二部分的‘学术书评’，则侧重于对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追求或批评，以及对重要知识信息的评介；第三部分为‘学术评论’，其间主要展现的是一些学者对‘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这个论题的讨论，虽说篇幅小一些，但却极为重要，因为这场讨论中已开放出来的理论问题则预示着这场讨论本身将不会有终点，而且讨论亦将更丰富和更深入。
困境与类型
从事后来看，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邓正来在《建立中国的学术传统——序〈中国书评选集〉(1994～1996)》所说的另一句话：“然而《中国书评》此一时期的努力与上述所言的学术书评和学术评论所应达到的目的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还需做更大的努力。“据2001年1月10日《华声乐报》报道，从200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学术刊物同时取消各自的书评栏目。据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仲伟民先生介绍，取消书评栏目不是重视书评，而是出于无奈。开书评栏目，大量平庸的貌似学术书评的稿件就会涌来，实在不堪重负。他指出，优秀书评的匮乏使学界乃至整个书界出现批评的真空，这一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这也可见当前中国学术书评的现状。
其实，在后面的岁月里，几乎两种书评最常见，一种是吹捧性、广告性的书评，它常见是因为数量多。一种是的打假性的书评，它常见是因为容易成为热点。也许这两者是某两种互为因果的事物的表象而已。因学术批评不严，换言之吹捧性、广告性的书评一多，学术界假冒伪劣产品也就齐刷刷地冒出来，而假冒伪劣产品一多，学术打假也就火起来，最后出现学术打假专业户，尽管其中也夹杂着许多因学术规范转型而带来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模糊空间。它也许还是新的学术形态开始确立新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即人们总是在一种侥幸和被惩罚的反复过程中学会和适应新的“法律”，而在新的标准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或者至少可以说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学术书评和学术批评也很难出现，而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却有利于学术机制的打假性书评却是这个时代比较好的东东了。
那种吹捧性、广告性的书评当然属于有害性书评，至少在学术领域是如此，而把打假类书评看作消极类书评是可以的，至于那些能直接扩展知识、增加知识的书评，就可以看作积极类书评。消极类书评和机制直接相关，通过批评来健全机制；积极类书评和知识直接相关，通过批评来扩展知识。后两类书评，邓正来先生都从事过，比如前者有《学术研究与学术纪律——评〈南极政治与法律〉》，后者有《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评〈走向权利的时代〉》。
常规才是力量
在前前后后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愿随波逐流，总想唱点‘不和谐’的调子”，而且有不少学术含量的书评，比如经济学家张曙光的书评。他在1996年10月就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还把这本书扩展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并写有一篇探讨书评的“自序”《抱负与雅量》。在“自序”中指出：
“学术批评对于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的正常内容，是科学家和理论家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法可依，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检验学术报告和理论作品的真理成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是推动学者们进一步攀登和探索的重要动力，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
张曙光的论述指出学术书评的一般意义：形成学术规范、扩展真理和知识、打造学术共同体。在社会科学知识图式和知识生产方式中，作为学术批评重要方式之一的学术书评也就成为通过批评增加知识和扩展秩序的重要渠道。
正因为如此，到了2003年，深感中国法学界缺乏好书评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在法律出版社创办了《法学书评》，在“创刊词”中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书评的样式：
因此，我们需要批评。我们的书评将以批评为主，谢绝出版广告性的“书评”。当然批评在此并不具有贬义，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也因此， 我们需要的是学术批评。所谓学术，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批评的将以学术著作为主，但并不排斥教科书性质的著作；但是必须具有学术的意义。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学术”著作我们也不关心。其次，学术批评不是一般的挑刺；一般的言语不通顺、用词不准确、翻译上的差错，除了能构成一个学术问题外，我们并不关注；我们也不搞“政治正确”或“诛心之论”，我们坚持批评中的行为主义。最后，我们追求——并非一定可能实现——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性。
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学术批评。这一点的意义是不用多说了。我们希望逐步增加对中国学者的著作的学术关注和批评。即使是关注国外学者的著作，也希望批评者有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并且我们希望批评文字读起像中文，清楚，明快，说清问题就行，而不是一些拙劣的译文。
我觉得朱苏力关于“学术批评”的要求，几乎穷尽了关于“学术书评”的要求。这种要求当然也应该成为《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对“学术书评”的要求。它既然还面对很多非“学术人”，或者其他学科的“学术人”，最多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些其它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