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enry M. Paulson,Jr. Dealing with China
这是鲍尔森的第二本自传，主要讲他和中国政府、金融界打交道的经历。鲍尔森在高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中国的官员打交道，后来到了美国财政部当部长，创建了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他自称到过中国100多次，见过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几任中国领导人。他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恰逢邓小平同志刚刚去世，不然很可能他还会见到邓大人。鲍尔森的这本书主要是讲个人的经历，最后谈到了他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共产党的看法，还支了几招，教美国人如何更好地跟中国打交道。这些见解其实都很乏味，真正有意思的是他讲的那些故事。比如中美之间是如何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论不休的，中国又是如何慢慢打开金融业大门的。他对各位中国高官的描写，读来也很有意思，书后面还列出了主要人物表，但不少人物的命运已经完全改变了。
2.Barry Eichengreen，Hall of Mirrors: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istory
去年在悉尼开会碰见Eichengreen教授，他说起来自己在写一本关于大衰退的书。如今这本书已经问世。Eichengreen今年离开伯克利，到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了。这本书不单纯是讲经济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书已经很多，Eichengreen自己也写过很多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这本书的主题是，政策决策者是否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答案并非简单的是与非。的确，政策决策者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比如在2007-2008年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对救助银行出手很快，因为他们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但遇到新问题的时候，历史就帮不上忙了，比如这次各国政府就没有重视影子银行的问题，因为20世纪30年代没有什么衍生品。有时候，在吸取历史教训的时候政策决策者还会做得过头，比如20世纪30年代最终是靠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这次各国政府也如法炮制，但玩大了，这才酿成后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在做决策的时候，政府主要考虑的并不是理论或模型，而是靠历史经验，或曰“集体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说9到粮食安全的时候，再怎么说可以依靠进口，中国的领导人都不会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货币政策上，德国会显得如何地古板和固执。历史使然。
3.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什么叫差距？差距就是已经90多岁的基辛格还在一本一本地写书，我们却在一天一天地开会。这本书写得很平实，主要是讲对世界秩序，不同的文化政治传统又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路径依赖性。我们现在谈的世界秩序，其实是欧洲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中国，或是伊斯兰世界，内战和分裂都是不正常的状态，最终还是要统一，但欧洲各国彼此间谁也灭不了谁，所以就把分立视为一种常态，并强调主权、均势。美国心目中的世界秩序和欧洲并不一样，美国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总想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是典型的事儿妈。基辛格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想得多的还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种世界秩序如果无法容纳崛起的新兴大国，会惹出很多麻烦。同时，世界秩序并非靠实力拼出来的，合法性问题非常重要，想当老大，要看别人认不认你这个老大，这种认同不是拿钱收买的，是要靠一些看似无形的东西，渗透到灵肉之中。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