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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

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这一时期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个人收入分配格局重新调整幅度最大的时期。两大因素推动了这一调整:一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人口众多且以前贫困或相当贫困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发达国家贫困人群收入停止不增或出现下降。

Anand 和Segal (2008)对全球收入差异方面的论著进行了详细评述。在Lakner和Milanovic (2013)的论著中,作者探讨了早期研究存在的局限,根据对1988-2008年约120个国家入户调查数据的详细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根据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或消费额)被分为十个十等分组别(每个十等分组别包含该国总人口的10%)。为使收入在各国之间和不同时期具有可比性,根据国内通胀水平和各国价格水平差异对收入进行了修正。这样,不仅有可能观察到不同国家的排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我们通常就是这么做的),也有可能观察到每个国家各十等分组别排名的变化情况。譬如,日本排名最高的十等分组别在世界百分比排行榜上排在第99位,但其中间十等分组别排名从第91位下滑到第88位。又譬如,中国城镇排名最高的十等分组别在世界百分比排行榜上的排名从1988年的第68位升至2008年的第83位,升幅高达15%,涉及近10亿人口。

如果对全世界所有个人按贫困到富裕顺序(图1横坐标从左至右顺序)进行排列,并在纵坐标上显示其对应组别在1988-2008年期间的实际收入增长百分比,就可以绘制出全球收入增长率曲线——这是史上首次绘制出的此类曲线,因为这方面的全球数据此前无法获得。该曲线呈不常见的上仰S形状,这表明收入增幅最大的为全球中间组别(50%)上下的几个组别,其位列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行列。但在全球中间组别之后,增幅迅速下滑,在85-90百分点的增幅几乎为零,之后1%人群的收入增幅迅速蹿升。因此,1998年至2008年,收入最高的5%人群的收入增幅占全球收入增幅的44%。

图1:匿名性全球收入增长率曲线:按全球收入分配百分点计算的实际收入变化幅度(%,1988-2008)

各国收入十等分组别人群不同时期的财富状况

图1中曲线是根据对1988-2008年全球收入在给定百分点上分配的实际收入水平的简单比较结果绘制的。该曲线为“匿名性”曲线,因其未告知我们处在全球收入给定百分点上的人们在起始年1988年的收入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上,由于各地区收入增长并不均衡,因此全球不同收入组别的地区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幅度很大。图2中的“准非匿名性”收入增长率曲线对此进行了调整——根据各国或各十等分组别人群在起始年(1988年)所处的位置对其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因此,纵坐标上的增长率(根据非参数统计结果计算)反映了1988年的贫困、中等收入、富裕国家或十等分组别人群在此后20年的收入发展趋势。该曲线仍保持上仰S形状,但目前其变化幅度稍有变小。

中间组别上下几个组别人群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了近一倍。这些人中,90%来自“已复兴的亚洲”,这一点并不足为奇。例如,中国城镇中等收入人群1988年的实际收入增长了近两倍,印度尼西亚或泰国该人群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一倍,印度该人群的实际收入增长了0.4倍。

收入增长幅度最小的人群并非全来自“成熟经济体”,例如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包括了若干前共产主义国家。即便排除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收入未见多大增长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仍来自传统的发达国家,但并非人人都来自发达国家。换言之,收入未见多大增长的人群主要为在其国内占国民收入分配额不到50%的人群。按实际价格计算,德国收入分配中值附近人群的收入在20年间仅增长了7%,美国该人群的收入增长了26%,而日本该人群的收入则出现了负增长。

图2:准非匿名性全球增长率曲线:按1988年全球收入分配百分比计算的实际收入变化情况 (1998-2008)

根据图1中的上仰S形增长率曲线,我们并不能立即弄清全球收入差异是否有可能因中间组别上下几个组别的收入增长(可缩小差异)可能被全球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增长(可扩大差异)所抵消而扩大或缩小。总体而言,第一个要素占据主导地位,以最常规指标衡量的全球收入差异缩小了。在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基尼系数下降了近2个基尼点(从72.2降至70.5)。那么,这种情况是好事吗?

可能是,但并不如此简单。全球收入分配额中值上下几个组别人群收入的大幅增长(主要体现在亚洲人群身上)与发达国家贫困阶层或低收入阶层收入停止不增之间的紧密联系,很自然地引发了一个疑问:这两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联系。中国和印度人民收入增长是与发达国家中等阶层收入增长背靠背发生的吗?很多研究讨论了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者与亚洲从事商品贸易和服务或外包服务的劳动者之间的可替代性。全球收入数据并不能使我们确立或否认这一因果关系,但可明确揭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图3:美国第二个十等分组别人群和中国城镇第八个十等分组别人群的实际人均收入(1988-2011)




考察全球化所引发变化的一种方法是对美国第二个十等分组别人群和中国城镇第八个十等分组别人群收入的演变情况进行比较(参见图3)。实际上,我们比较的是美国相对贫困人口和中国相对富裕人口的收入情况。鉴于两国收入水平存在差异且两个组别人群可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全球竞争,因此这一比较还是可行的。在此,我们使用最近的初步数据将这一分析延伸至2011年。美国第二个十等分组别人群的实际收入在25年间增长了约20%,中国城镇第八个十等分组别人群的收入则增长了5.5倍。五年前(即经济大衰退开始前)仍很大的绝对收入差距如今已大为缩小。

政治意义

即便上述因果关系因诸多技术难题以及无法界定可信的反事实因素而无法确立,但我们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那么,该联系有何意义呢?第一,在中国或随后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印度等国劳动者收入在全球收入分配榜上的排名呈现升高态势的同时,发达国家底层劳动者的收入会继续停止不增吗?这意味着这一从全球角度看相当积极的态势有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形势的不稳定吗?

第二,从民主与大量有活力中产阶层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简单角度看,发达国家民主继续空洞化,加上顶层人群收入增长,可能意味着民主会向各种富豪统治形式转变。那么,中等阶层日益增加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变得更民主、中等阶层日益减少的美国有可能变得更不民主吗?

第三,也可能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一转变如果持续二十年的话,对全球稳定有哪些影响呢?全球中等阶层的形成,或全球收入最高1%人群(不论其国籍如何)的已然可见的“同质化”,有可能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相互依存,但随着富人与其国内其他人群脱离联系,有可能不利于各国的社会稳定。

结论

概括说来,我们观察到的变动情况不仅引发了东西方经济的再平衡——在此过程中,东西方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重最终可能会接近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也导致了当前国际秩序与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势力之间的冲突。在当前国际秩序下,政治权力集中在国家层面,但远不及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实力强大。 


    相关文献

Anand, Sudhir, and Paul Segal. 2008. "What Do We Know about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http://www.aeaweb.org/articles.php?doi=10.1257/jel.46.1.57

Lakner, Christoph,Milanovic,Branko. 2013. "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http://econ.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65259&theSitePK=469382&piPK=64165421&menuPK=64166093&entityID=000158349_201312111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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