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考察中国历史，唐初至清末，是政治官僚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这是“官僚政治”，也是文牍主义的个人努力最小化的科层官吏的社会治理。历史考察表明，导致中央集权社会瓦解的直接原因，无一例外的是“财政枯竭”。因为官僚化扼杀了创造力，从而使政府收入的源泉枯竭。
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在新著《青年对话录：人与经济》中说，官僚腐败和越来越腐败的原因是官僚与资本势力相结合。因此，我们急迫地需要建立新的平衡机制。如下就是本书节选：
现代类型的社会权威结构可划分为两类——卡里斯玛的（charismatic）与官僚化的。前者特指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领袖与追随他的大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远比前者更普遍和持久。随着卡里斯玛人物的消失，或迟或早，权威结构将从维系于个人的转变为维系于科层制度的，并总是倾向于官僚化。
考察中国历史，唐初至清末，是政治官僚化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这是“官僚政治”，也是文牍主义的个人努力最小化的科层官吏的社会治理（韦伯）。
长期而言，社会治理的官僚化倾向是对社会创造性最严重的威胁。历史考察表明，导致中央集权社会瓦解的直接原因，无一例外的是“财政枯竭”。因为官僚化扼杀了创造力，从而使政府收入的源泉枯竭。从理论层面分析，官吏们追求的不是公众福利最大化而是个人努力最小化，于是公众福利的改善只能借助于引入越来越多从而越来越繁复的文牍（立法和公共政策）。文牍为官吏设置了既定目标，也因此才可能有官吏个人努力的“最小化”。文牍主义是个体创造性的天敌。
晚近发表的演化理论研究表明，假如存在“独立探索”与“模仿成功”这两种策略，则当群体内越来越多的个体模仿周围的成功者时，长期而言，由于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群体必定消亡。哈耶克曾指出，一个“伟大社会”，它的基本特征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方向上探索（而不是模仿），于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灭种的风险。
政治的官僚化如果与资本势力相结合，就愈加腐败，从而成为社会的死症。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为缓解和治疗这一死症，我们急迫地需要建立下列两方面的平衡机制：
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劳动－资本”关系中，我们懂得，“劳动”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不可能长期缺失。尤其在老龄化吞噬“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在国民生产中应得的份额迅速增加。政治，如列宁所说，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必须体现劳动者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也就是说，必须确立足以使“劳动”这一要素能够与“资本”这一要素以合法形式抗衡的政治机制。否则，劳动的实得份额就会严重地低于它应得的份额，从而导致劳动要素在长期内被浪费（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人口老龄化之后的劳动资源的耗竭——在晚近发表的文献中被称为“人口崩溃”。
在本质性地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个人－社会”关系中，如前述，为防止社会动荡，个人的心性诉求不可能长期被社会权威结构忽略。由于，我们懂得，后者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主要以“官僚政治”的方式存在，于是，我们知道，前者在未来将主要以“公共事件”的方式冲击我们的社会，如已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吉林石化污染事件”。个人情感、家庭关系、社群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伴随着物质生活，在社会的稳态时期原本不是公共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却屡屡引发公众关注。
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人权利与官僚政治间的冲突，因缺乏平衡机制而获得了普遍性。换句话说，西方正常市场社会普遍已经确立的基于新闻自由的公共领域，在我们这里不应长期缺失。这就意味着，新闻就应成为“公共的喉舌”。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发展并且无视公共领域抗衡官僚政治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氛围内，理想地，每一个人不再受任何利益群体及其党派的支配，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心性自由，并由此开发自己的创造潜力。辅以合适的权威结构，因个体心性自由而激发的创造性，在物的维度表现为“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意味着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最后有必要指出：“公共领域－官僚政治”抗衡机制的确立，与“劳动－资本”抗衡机制的确立，很可能是同一演化阶段之内两件相辅相成的事情。中国必须避免出现无力抗衡官僚政治与资本势力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