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整体的发展”、“符合希望的发展”、“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向和社会—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果”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南方委员会”，也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强调“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因此反对“模仿式发展”，并认为“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发展”已经终结，或者说“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降临”。在对于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李斯特的《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瞩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自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为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第四点计划”发明了“欠发达”一词，导入了“发展”与“欠发达”之间的一种新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欠发达”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欠发达”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而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观。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发展”范式，促使“发展”成为一个“天然的”普世价值。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等——一时成为国际显学。以“发展”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的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因此，“发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自然的”、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4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或者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但是，世界的这种“缩小”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是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辉，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 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注：《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