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测算中的麦迪森精神
——《经济增长、生产率与收入分配》代序
缅怀安格斯∙麦迪森教授
我们以“经济测算中的麦迪森精神”作为这本以转型经济的宏观与微观测算问题为主旨的论文集编者序的题目，不但因为麦迪森精神应当成为以经济测算为基础的实证经济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因为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麦迪森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间是2010年4月24日。
麦迪森一生或者说他研究生涯的最后15年，是他集中研究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时期。更准确地说，是他研究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表现，建立中国长期产出和人口时间序列数据，并将其对中国经济的估计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数据进行整合，形成千年世界经济数据库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接触了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本书所有的编者，并和他们之中一些人建立了紧密的研究关系和私人友谊。事实上，直到去世的两周之前（4月11日），麦迪森还在病榻上关心编者之一——伍晓鹰对中国工业增长产出指数的调整和更新中的技术问题，并且为此通了电话。通话中他还如往常那样边讨论边开玩笑。谁知道他两天后入院治疗，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电脑前，回到他创建的全球经济数据库，以及巴黎贡比涅乡下那间给人类奉献了宏观计量经济史巨著的书房里。
安格斯•麦迪森 （1926－2010）出生在英格兰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早年在剑桥大学、麦吉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先后求学，之后曾短暂执教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1953年至1962年他担任OECD的前身OEEC经济部的主任。此后，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离开OECD，参与了20世纪研究基金会以及哈佛大学发展顾问服务计划的研究工作。1971年，麦迪森返回OECD发展中心主持其中央分析部的工作，直到1978年他被聘为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为止。在此后的20多年中麦迪森创立了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心（GGDC），领导了“国际产出与生产率比较”（ICOP）研究计划，开创和发展了生产法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及其在国际经济比较中的应用。他所建立的《麦迪森世界经济数据库》已经在宏观经济比较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
经济测算中的麦迪森精神
由于转型经济体面临的特殊的经济数据和测算上的困难，在这里我们想要特别强调经济测算中的“麦迪森精神”。这个精神既包括了支持数据的搜集、处理和测算的经济理论框架，也包括了数据工作中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在判断数据真伪、决定数据取舍上，麦迪森不仅极为重视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内的关系，宏观经济数据的微观经济基础或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极为重视时间与空间，以及时期速度与时点水平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些体现了经济学方法或（以经济理论指导的）经济统计学方法在数据的搜集、处理和测算上同一般统计学、社会学、历史学方法的根本区别。
麦迪森精神中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数据的来源、根据、整理和处理上的透明性。他的方法是，不但数据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方法等要完全公开透明，对其加工处理方法也要完全公开透明。麦迪森常说，数据和测算工作的透明性就是要使一切从中产生的估计可以受到质疑，而且，这种工作的科学性质从一开始决定了数据工作应该准备随时受到质疑或挑战。因为数据工作的目的就是在于鼓励发现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激发新的观点、挑战原有的假说，甚至包括研究者本人曾经接受过的假说，从而导致新的估计的出现。麦迪森很欢迎别人挑战他的估计结果。然而，他从来不喜欢只是听到一个否定的断言，或者一个连提出问题者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实际的挑战，一个因此比他更加扎实、更有根据的估计工作，从而提高经济测算的质量。这体现了麦迪森是一位少有的非常诚实的学者。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所建立的数据是完美的，完全正确的。
麦迪森也经常强调数据的有限性。他说过“明智的人不会宣称数据能够说明所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根本没有可靠数据，没有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数据采集、整理、测算，那就很难说明主要的经济问题，更不用说制定有的放矢的经济政策了。所以，经济数据和测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样的重要工作中，我们的确应该弘扬麦迪森精神。
本书的背景和主旨
本书是在2007年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IARIW）与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举办的北京特别国际研讨会的应征入选论文的基础上选择、翻译、编辑而成的。该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转型经济体国民收入与财富测算中的经验与挑战”。其目的是推动旨在解决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特殊的经济测算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比较问题的有关研究。研讨会最终入选的44篇论文在大会和10个主题分会中进行了深入讨论。论文以研究中国经济测算问题为主，其他涉及前苏东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及印度的经济测算问题。既有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测算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及贫困水平测算的问题。本书从中进一步选择并且翻译整理了17篇论文，其中11篇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测算问题，４篇研究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测算问题，2篇分别涉及中俄收入分配比较和中印工资收入比较。麦迪森的主旨论文虽然以中国为主，但是多方面涉及了国际增长和生产率的比较。虽然编者们强调入选论文在基本测算问题的方法和实践上的贡献，但是由于一定的条件约束，有些入选论文仍然以现有官方数据的应用为主，附带讨论了数据问题可能产生的偏差。
该国际研讨会是世界上大规模出现转型经济后的第一次，因此具有特殊意义。从宏观经济测算的角度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对现行的以物质产品核算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直接挑战。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MPS） 建立于传统唯物主义的原则之上，因其忽略不计所谓“非物质性服务业”而与市场经济体普遍采用的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SNA）有着本质的不同。对转型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三个重大挑战：其一，如何将非物质性服务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按照SNA的市场价值原则包括到国民核算体系之中。其二，如何使过去在MPS体系下建立的历史数据和SNA体系下的新数据具有可比性。其三，也许是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实现官方统计部门从依靠层层报表的计划制度中的一个机构，转向独立的，在一个不再由国家对资源分配进行控制的市场经济中，通过科学的统计调查和普查方法进行经济核算的专业统计机构。这是最终实现国民核算体系转型的制度条件。
国民经济统计在现代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特别对转型经济而言，统计的内容（指标）、覆盖面及其准确性关系到从宏观经济管理到收入分配等一系列政策的目标性和有效性。而有效的政策又同增长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现代国家经济政策需要关注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增长的质量，二是收入分配。判断这些问题的性质必须依赖可靠的数据和科学的测算。
比如，在肯定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正面效果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正在引起更多的关注，这就是增长的质量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数据上的缺陷和测算上的问题，研究者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其实，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官方增长率的准确性的争论并不仅仅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快慢问题，而是可以深入到投入产出关系的经济效率问题，同对生产、投资以及消费的准确测算密切相关。从麦迪森的会议主旨论文开始，本书有关生产率的论文都涉及了这些复杂的测算问题。
经济增长引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是如何被全民分享的。然而，生产要素（劳动、知识、资本、土地）的所有者是否可以在国民收入中公平地得到与其贡献相应的份额，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是否能够公正地考虑要素所有者的禀赋、约束和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等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在很多有关领域进行准确的数据采集和统计测算工作，包括准确及时的价格测算、收入水平和来源的测算、家庭人口和消费结构的测算等。本书有很多论文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
再有，和经济内部微观个体与宏观总体的关系一样，微观测算和宏观测算也是不可分割的。这不仅决定了统计测算方法必须保证微观－宏观指标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也成为检验数据可靠性的重要原则。譬如，企业财务指标是否在逻辑上可以同宏观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指标以及要素报酬指标相吻合，家庭收入和消费指标是否在逻辑上可以同宏观收入和消费指标相衔接，都可以检验数据可靠性。失此，相关经济政策要么会产生偏颇，要么会没有效果。来自中国和独联体国家统计局的论文分别在核算制度的转型、统计方法的改进、现有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麦迪森：关于中国增长速度和规模的争论
本书以麦迪森提交的大会主旨论文开始，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他的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其中论点做个介绍，以引起有兴趣的读者的关注。麦迪森围绕中国这个中心从多方面涉及了在增长和生产率方面进行国际比较时所面临的测算问题，并且从不同经济体所处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变化来解释他的测算的可靠程度。麦迪森在文中主要从速度和规模两个角度定量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表现，讨论了其中复杂的测算问题。
首先，从增长速度看，麦迪森认为应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方面因为中国从指令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渐进式的，所以比其他29个转型经济体所受到的制度冲击较小，速度应该会较快；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的官方统计没有很快摆脱旧核算体系和方法的影响，工业增加值估计存在夸大部分，非物质服务业的增长率也存在水分。他调整后的估计表明，1978-2003年间年均GDP增长率比官方估计降低了1.7个百分点，即从9.6%降为7.9%。他认为调整后的中国GDP增长率不论和东欧转型经济国家进行比较，还是和战后东亚进行比较，都是可以接受的。将改革后的中国（1978-2003）和战后的日本（1952-1978）进行年均GDP增长率比较，前者为7.85%，后者为7.86%，几乎完全一样（麦迪森：表6）。应该说，无论从市场经济程度、技术发展水平还是出口的技术含量来看，都很难找到中国应该比日本增长速度更快的理由。唯一可能使中国增长更快的因素是较低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即1978年时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1952年水平的三分之一（前者约为800国际元，后者为3000国际元，均以2010年PPP计算）。再以1990-2005年间的东欧转型经济体（不含俄罗斯）和中国、越南相比较，前者年均GDP增长率只是1.89%，后者分别是7.55%和6.00%；而这一期间俄罗斯的增长率为-0.66%（麦迪森：表1）。这个比较显示中国和越南这样的渐进式转型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似乎很有道理。
我们认为，麦迪森的研究所引起的这个争论远没有终结。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因为产出速度测算和生产率/效率估计密切相关，它所涉及的增长质量问题恰是中国经济目前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以鼓励这个领域有更多的研究者和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另外，从中国的可比GDP规模来看，麦迪森的购买力平价（PPP）测算得出了不同的估计，挑战了由世界银行进行的最新一轮国际比较项目（ICP）所测算的PPP结果。世界银行2005年ICP的结果表明中国GDP规模只是麦迪森测算值的一半。麦迪森的测算表明，中国在2005年时的GDP总量已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80%，早在1995年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的理由有两个。其一，目前世界银行采用的EKS方法对规模不同的国家赋予同样的权重，远不如G-K方法以国家规模调整权重的处理合理，因此会低估低收入大国以PPP计价的GDP规模。其中，中国和印度的GDP被大大低估了。其二，中国是首次参与ICP，且只是试验性的；在其使用的11个城市的样本中可能不成比例地选取了商品系列中比较高端（高价）的品种，因此，无法准确获得代表普通中国住户的消费情况。麦迪森以中国31个省市收入水平的差异支持了他的观点。
当然，麦迪森承认他的推导性估计完全基于对1985年时的一项基础性PPP测算的调整，有待新的基础性测算。用我们前面讨论时提到的麦迪森精神，显然，他期待更加有说服力的测算来挑战他的估计，但是在他看来，新的测算肯定需要对目前世界银行采用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改进。
国民经济核算与生产率测算
本书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生产率测算部分中入选了包括麦迪森的主旨论文在内的8篇论文。在论文筛选中，我们首先特别重视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转型有关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基本宏观统计指标定义的改变、统计测算方法的调整和历史数据的衔接。此外，我们还关注行业和地区层次上的生产率测算问题，这方面入选的论文大量涉及对现有官方数据（如投入产出表和经济普查数据）的调整和应用。下面我们介绍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显然，关于转型经济增长率和规模测算中的问题离不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型中的问题和挑战。为此我们特别选择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许宪春的论文和独联体国家统计委员会伊万诺夫的论文。许宪春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过程，包括中国从MPS体系向SNA体系的转型的过程和主要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全国性的经济普查有针对地解决这些问题。他的论文第一次不但对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及其各次变动给出了严格的定义，而且详细给出了诸如核算资料来源、生产范围、产业分类、计算方法方面的修订，对金融服务费用、软件支出、居民自住房折旧处理方面的修订，以及它们对GDP估计的影响。他也详细讨论了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服务业生产者价格的测算、季度GDP核算、地区GDP核算以及投入产出表中的问题。
伊万诺夫认为，MPS有夸大增长的倾向并不是由于概念上与SNA的不同，而是方法上的问题。例如，糟糕的价格数据导致价格缩减不充分，未被观测经济核算范围不全，对新产品或改进产品的过高估价，以及由制度缺陷所引发的企业数据造假等。他认为，MPS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遗留问题和快速市场化导致的新生问题使得转轨过程变得艰难并具有挑战性。应该从转轨开始就强调，由MPS向SNA的转轨所要求的不仅是概念和定义上的简单改变，还需要考虑经济组织的剧烈变化。例如，市场机制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大，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新型机构单位的出现，新投融资手段的引进，新的价格形成机制。所有这些变化都必须与主要账户的编制方法及基础数据的收集方法相适应。将SNA条款运用于转轨经济，对独联体国家的核算人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转型经济体所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测算未被观测经济（NOE），目的是改善按照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测算出的GDP数据质量。NOE现象在转型国家中可能非常突出，原因是转型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的制度真空，从而产生制度外经济活动的机会。柯麦恩克和艾哈迈德的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独联体国家和西巴尔干国家中NOE的测算问题。柯麦恩克主要讨论了独联体国家在测算NOE主要构成方面的经验。例如地下生产、非法生产、非正规部门生产和住户为自身最终使用的生产，也讨论了在测算NOE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和方法。他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NOE的比重的确在迅速增长，比如从MPS体系下国民收入的2%增加到SNA体系下GDP的15%-20%，那么，现在官方的GDP增长率就被大大低估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麦迪森在表1中给出的对独联体国家增长率的估计。
NOE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广，首先对地下和非正规活动的测算方法不同会导致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不可比。因此，统一各国NOE核算方法很重要。艾哈迈德的论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鼓励所有国家都为NOE的估计开发和使用劳动投入法。这样可以借助专门的劳动力调查或其他相关调查，如生活标准调查，所能提供的替代性变量或者人口普查所能提供的一些基准指标。他还认为全部未被观测经济（包括统计上的和经济中的未被观测到的活动）的国际比较不是特别有意义的，或者可比性并不高。因而，国家统计部门应该致力于提供可比较经济活动的NOE估计。
我们在这个部分也选择了三篇应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在对其进行仔细加工、整理和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分析的论文。一篇是曹静、何文胜、乔根森、任若恩、孙琳琳、岳希明等人根据1982年至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估计的时间序列表，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估计的资本投入，以及根据住户调查与人口普查估计的劳动投入等数据，对中国经济33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所进行的测算。一篇是陈维佳、伍晓鹰、范阿克等人根据中国的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所建立的分行业分地区数据库，对中国29个省28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劳动者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在1995-2004年间的变动趋势的考察。还有一篇是王丽丽和茨尔麦利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建立的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分析中国区域工业是否存在收敛或发散的发展趋势。
曹静等人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汇总方法，将中国33个行业的行业生产率汇总为中国经济的总体生产率，并以此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间决定GDP快速增长的因素。他们发现，虽然在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但是主要的生产率增长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然后逐渐降低，甚至在1994-2000年间呈现负增长的倾向。他们对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结论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资本在各行业间的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陈维佳等人的工作所关注的是，在1995-2004年间分行业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是否强于平均劳动报酬的增长趋势。他们发现，在总量层面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通常比平均劳动报酬的增长快，因此导致中国所有地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即以名义劳动者报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出现显著下降，并且相对于较发达的地区来说，较不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劳动成本增长更快，因此导致在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和地区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收敛。他们还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平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更可能趋于收敛，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往往趋于发散。他们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解释，因市场不完善或制度障碍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可能是单位劳动力成本发散的主要因素。
王丽丽和茨尔麦利用他们建立的区域数据库进行测算的结果，挑战了关于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必然伴随区域差异扩大的观点。他们发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间并不存在长期的离散发展趋势。相反，在1978—1990年左右，区域间存在着显著的趋同趋势，之后到2001年存在一个温和的分歧阶段，而2001年之后又恢复了收敛趋势。他们的结论是，无论用哪种指标进行分析，区域间的不平等程度都大大低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基本上吻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用中国发展的经验否定了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学派的离散发展趋势观点。
收入分配与贫困水平测算
本书的收入分配与贫困水平测算部分选入了9篇会议论文。在论文筛选上，我们主要考虑了被选论文是否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理解，是否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基于这一标准，被选的9篇文章，有6篇是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有2篇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比较文章，还有1篇虽然与中国没有关系，但是其研究题目（有利于穷人的发展模式）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有必要对这9篇论文作一介绍。
凭借二十多年对中国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经验，奈特的论文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原因和结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它试图回答六个主要问题：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了多少？收入不平等与贫困减少有何关系？财富不平等有何变化？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否不可避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有何不利的影响？他从城乡差别、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地区差异、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企业家精神、寻租和腐败等几个方面深刻分析了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他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与经济改革因素和经济增长因素紧密相连，未来几年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将取决于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中国和俄罗斯同样是转型国家，但转型之后的收入分配却相差较大。前者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后者。原因何在？古斯塔夫森、李实、尼沃罗兹吉那的论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该论文使用新千年初期数据并对两国收入差距做了分解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较低比例的城镇人口是导致两国国家间不平等差异的重要原因。俄罗斯的公共转移支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中国的公共转移支付却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中国农村存在较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员，从而拉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但却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外，本文还发现了两国在收入不平等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在两国之间非常相似；在两国均可以观察到，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收入的增长，而家庭人口规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
高琴、加尔芬柯、翟富华的论文利用2002年全国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城市低保率、低保水平及其反贫困效果。他们的研究发现，2.3%的城市人口具有享受低保救助的资格，但在这些人当中，大约只有一半实际获得低保。城市之间低保标准高低和家庭所应得到的低保金多少虽然有所差别，但是它们与城市低保率高低和家庭实际得到的低保金水平成正相关。低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贫困率，而且显著降低了贫困距和加权贫困距指数。低保的反贫困效果因其较低的覆盖率和救助水平受到限制。强化“应保尽保”，在实施过程中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关注，将有助于提高低保的反贫困效果。古斯塔夫森和丁赛的论文使用中国农村22个省份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对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中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贫困变动进行了分析。论文首次采用了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的动态研究方法，考察了中国农村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贫困问题。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贫困线为贫困标准，论文发现调查样本中几乎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在这三年中有过陷入贫困的经历，而汉族的同一比率只是少数民族的一半。该研究还发现，中国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比率相对较高，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陷入贫困的概率相对较高，而脱离贫困的概率与汉族十分接近。少数民族所处恶劣的地理条件及其家庭特征是其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从地理分布上看，贫困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农村。
安德森和梁王华的论文探讨了中国“一胎化”政策对儿童贫困以及儿童福利的影响。始于1979年的中国“一胎化”政策，极大地改变了现存和预期的婚姻安排，并且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家庭构成的决策，特别是对子女数量和子女投资的决策。论文使用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经济改革后中国城市子女的变动状况。通过比较子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特征在1979年之前组建的家庭和1979年之后组建的家庭之间的变化，分析了“一胎化”政策对子女投资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在下一期间显著增加，并且对女孩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男孩的影响程度（性别效应）。最后，通过测量代际流动性，本文发现代际流动在减弱，而且这种现象在低收入组内更加明显，这意味着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的强化。
维尔麦的论文挑战了一个流行的假说，即“增长有利于穷人”。论文选取了最近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贫困发生率的迅速下降的哈萨克斯坦为研究对象，并利用参数的、非参数的以及分解等多种方法，估计各个地区的产出、收入、贫困和不平等变化，目的在于检验收入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缓解贫困。通过对宏观和微观数据的分析，本文没有发现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向下渗透效应，也没有证据证明经济增长和贫困率减少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适度的家庭收入增长和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会很好地解释贫困率的减少。降低短期贫困率的有效经济政策应当把重点放在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措施上。
盖宝德的论文利用农村收入和消费数据对我国地区差距进行了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1982-2005年以及2000-2005年中国的区域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此期间，东部地区和内陆地区农民消费分别以年均7.7%和6.5%的增长率高速度增长。农民福利水平的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同一期间，住户调查数据显示出农民储蓄急剧增加，这不但意味着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同时也影响到消费作为福利指标的合理性。论文最后预测，明显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移动，在吸引生产要素流向高生产率地区的过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农村人口福利水平的持续改善提供了保障机制。
巴尔盖恩、巴米乌克、沙克巴拉提、赵忠的文章第一次对中国和印度城市劳动者的工资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两国在工资增长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利用可比的数据资料，本文估计了Mincer工资方程，并对两国工薪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均值和分位数上进行了Oaxaca-Blinder分解。分解结果显示，与中国相比，印度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起初相对较高，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异逐步缩小。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较高的工资水平应归功于对较高的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回报。随着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资水平逐渐赶上印度，这一现象是禀赋效应和价格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价格效应的一部分可由两国教育回报率的收敛来解释，而禀赋效应则主要是由中国劳动者迅速提升的受教育水平所推动的，这有力地推进了低收入劳动者在工资上赶超印度的过程。
张晓波的论文试图检验内陆地区是否已经取代沿海地区，成为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通过对中国省级储蓄和投资数据的分析，从而得出的结论表明，在改革的前二十年，沿海地区是国内和国外资本的主要流入场所，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雁”（资本）已经开始飞向内陆地区。“大雁”不仅在国与国之间飞行，而且也在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飞行。
致谢
本书最终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要归功于很多人几年来的努力。虽然编者们在选择论文、联系作者、组织翻译、进行校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参与者的辛勤劳动，她的出版也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女士，是她热情地鼓励了编写这个论文集的想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郝小楠女士的精益求精的编辑工作，自始至终的敬业精神，最终使这个想法孕育成本书。这里，请林君秀和郝小楠接受我们大家诚挚的谢意。
我们也要感谢论文的作者们，感谢他们同意将他们的大会论文提供给这本论文集，其中特别感谢其中有中文背景的作者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承担了自己论文的翻译工作。我们还要感谢其他译者的辛勤工作。最后，我们要感谢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的期刊《收入与财富评论》(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同意我们免费使用该期刊第 55卷, 2009年第一期特刊的全部论文。当然，作为编者，我们对任何翻译上的错误和疏忽负责。
伍晓鹰、许宪春、岳希明、李实
2011年深秋于东京、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