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投稿
经济金融网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中国经济学年会 EFN通讯社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詹姆斯•布坎南(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是被不同学者所使用、而不作出严格定义的一个术语,在不同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同。 同时,新政治经济学也常常与政治经济学相混用。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对于那些对个人的成长经历赋之于回忆或期望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成长的岁月中,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一门被称之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
按照经济思想史家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石,或者被称之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思想传承中,存在着两种相互连接的思想来源:一是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另一种面孔是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它们所致力的经济学一直被描述为政治经济的科学和经济治理的艺术。前者的目的是描述经济运行,后者的目的是识别治理经济的规律,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政策( Mary S. Morgan, 2001)。 根据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塞耶尔(Stuart Sayer, 2000)《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一个总括》一文中的看法,在18世纪到19世纪,甚至到20世纪,经济学经常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看法,即经济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联系的,政治因素在决定经济后果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作为丛书的编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按照塞耶尔的说法,20世纪50-70年代,在新古典经济学所驱动的——至少在局部——为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更加严肃的科学基础的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用和生产函数、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确实成为经济分析的重心,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约束确实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只不过经常是松散的和不得要领的(discursive),并且在某些文献中,经常被称之为具有“右”派或“左”派的倾向,直至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1963)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1958)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以及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James Buchanan and Gorden Tullock,1962)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等经典著作的出版之后,政治经济学才有了“新”这一定语。
新政治经济学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已经得到一致形成人的早期的贡献者,除了包括上述的人物之外,按照塞尔斯(Sayers, 2000)的说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德豪斯(Nordhaus,1975)和希布斯(Hibbs,1977)关于机会主义和政党政治商业周期的理论、凯德兰得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以及巴罗和戈登(Barro and Gordon, 1983)关于时间不一致和名声誉的理论,以及滨田和幸(Hamada, K, 1976)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相互依赖性分析,斯蒂格勒和波茨纳关于管制的分析以及克鲁格、巴格瓦蒂、斯尼瓦山、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关于寻租社会的分析等。 因此,崛起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其“新”在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政治过程纳入了分析对象,而且直接与“弗吉尼亚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关。
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二方面是,旨在打开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政策的形成经常将经济政策决策看成是一个黑箱,在理性人或者是经济人行为的最优化中,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或者是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外。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说明性的阐述,政策决策者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计划者,他追求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他会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无效率状态进行直接干预,在这样的分析中,这种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再扭曲、棘轮效应等等都被舍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自然有它的优点,起码从读者的立场看,不存在政治学的阴暗面,而且领会不到制度设计的细节和意识形态的包袱,有助于形成更加技术化的经济分析的风格和模式。实际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制度背景如何,大量存在着“创租”和寻租的行为,一种政策的后果经常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之外。打开政策形成的“黑箱”不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更可能是“叶公好龙”或者是政策形成过程本身所内植的“皮克马利翁”效应。
20世纪80年代是新政治经济学最为活跃的年代,根据旅美以色列经济学家艾伦•德拉正(Allen Drazen, 2000)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当今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不仅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经济学的一般领域都是如此。” 在这里,他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动研究”,尽管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含糊的定义,但是,它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因此,从德拉正的观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公共金融、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因为它关注的经济决策的政治性质以及在一个社会中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经济选择,而社会被定义为不仅包括特定主权的国家,而且包含了具有一定管辖权的组织,比如企业、社群或其他的组织。从这一点上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纳入到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来,而且可以对一些特殊的概念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权力”、“权威”等等,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权力是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权威,也就成了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明显地或者默认地认可某个人为他们在某些行动领域做出决策的状态。信息、知识、激励等理论这些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所获取的革命性发现也就被纳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源。20世纪80-9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包括了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度量、新闻自由、人权、法院的独立性、产权保护、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透明度、犯罪、腐败以及社会和政治暴力、政治不稳定等等方面的研究主题(Sayer, 2000)。
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思想史中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为了获得社会科学的突破。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创立了《新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其创刊词写道:“托克维尔曾经断言,新世界需要新科学。从现代的意义上看,新世界不仅表现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发展,而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构成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接着这份创刊词继续写道,“理解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便为清除智识上的障碍做好准备,并需要把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将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度和睿智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进展联系在一起。”因为绝大多数20世纪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是按照“两分法”展开研究的,即国家与经济、经济行为者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公共领域看,或者说在政治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就是国家;在私人领域,或者说在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就是市场。新政治经济学把这些“分离”的两者融汇了起来。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之处就是它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能够得到一致性的认同。约翰•道巴克和约翰•奈耶(John N. Drobak and John V.C.Nye,1997)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的入选论文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且在前言中,他们也指出,交易成本与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通常以制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理论背景)、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等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性论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所进行的理性决策研究(Jam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甚至干脆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Timothy Besley在2004年10月13日英国科学院的凯恩斯经济学讲座所作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一些场合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暗示,但是,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 20世纪经济学范式的履新、分析工具的进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等)、特别是“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边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能力,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回应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就正如贝斯莱所言,“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扩展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并因而强化它的相关性的学说”。就编辑这套丛书而言,我们的主张是,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学生以及对社会生活怀着强烈求真欲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政治行为、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冲突和摩擦以及在各个层面所洋溢着的热情,这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所在。


2005年1月10日•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Alt, James A.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 edited: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ley, Timothy(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Blinder, Alan S.(1999): Economics Becomes A Science—or Does It? American Phiosophical Society, April 23, 1999.

Drazen, All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obak, John N. and John V. C. Nye, 1997, edit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Morgan,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rde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Sayer,Stuart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14. No. 5.

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詹姆斯•M. 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文章评论
关注我们

快速入口
回到顶部
深圳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