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中国文人大都是孔孟之徒。
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孔孟儒学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论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老夫子有时也老实得很可爱，说他自己也不排斥金钱。《论语述而》里记有“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旧注云：“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意思是说，他认命，不去强求，强求就有背义理，徒自取辱，即丧失了人格。看来孔子还是很“中庸”的。
然而后世文人，不论是真廉洁还是假清高，遇到与金钱相关时，就有某种感情障碍，要特别矜持、渲染一番；有些表态还影响社会的视听，成为舆论关注的所在。在史传和各种载籍中留下不少故事，或为佳话，或为丑闻。这些人和事构成一道历史风景线，一一叙来，不仅可作谈助，亦且能在鉴古视今的观照中使人察悟世相和人生。
旧时文人瞧不起商人，因商人孳孳为利，精打细算，在金钱上十分抠门。文人自矜清高，斥商人曰“市侩”，连对并不经商但财物上斤斤计较的人，也以“市侩”目之。
还有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以农立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历来“重本轻末”，农为本，商为末，因此士、农、工、商四民，商排为最低等级。既然经商者地位低下，士大夫自然要贱视之了。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从汉代才确立的，《谷粱传成公元年》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那时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汉，《汉书食货志》才确定：“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降到了末位，从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经商并无不光彩感。孔夫子的高足弟子端木赐即子贡，便是很精明的商人。
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的代表人物，孔子以“瑚琏”（《史记集解》引包氏语，说“瑚琏”是“宗庙之贵器”）许之。看样子他是一面求学一面做买卖的。《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安贫乐道，老挨穷；子贡则为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
子贡经商致富，还对孔子大有帮助，《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赣（贡）既学于仲尼……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古人古道而本分，不像今日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机灵，善于傍大腕。如今的巨商大贾旅游出国，或到他国投资洽谈业务，都要和所在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如果得到元首接见，事情就好办得多。而且古代的商人除了打算盘，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极少走上层路线的。子贡是孔门高足弟子，而且“亿则屡中”，懂得向春秋列国的王公大人进行“感情投资”。这一招果然很灵，“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使国君和他分庭抗礼，身价一下子就抬高了。作为师父的孔子自然也名扬天下。
如今的机灵鬼都深谙“得势而益彰”的诀窍，当然不是子贡那样为了替老师扬名才去聘向诸侯，而是专为自己抬高身价，以曾经被大人物接见、谈过天来炫耀。须知世人多的是庸人心理，正如鲁迅所说：“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呢，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凡被大人物接见过、交谈过几句的人，便会被庸众刮目相看，身价十倍。
子贡是文化商人，他服膺孔教，是货真价实的“儒商”。他奔走列国，世面见得多，言谈又“侃侃如也”，具有外交家的潜力。他曾游说齐、晋、吴、越等国，说客当得很起了一些作用，《左传》、《孔子家语》等载籍多有记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述得尤为集中详尽。孔门弟子大多贫穷，子贡却因经商而家累千金，十分富裕。同时他又不失令名，后世还在孔庙里受祭享，吃冷猪肉。
与子贡同时、略后几年，越国足智多谋的大夫范蠡也是在后期弃政从商、下海成了巨富的。下至战国时期，则曾当《吕氏春秋》名誉主编的吕不韦也是“阳翟巨贾”。可知在先秦，商人并不受文人的卑视和舆论的菲薄，商人的被鄙视是后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