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的边际收益递减——贤妻良母难做
十年前初为人妻不谙世事，且从小在夫权统治的家庭中长大，自然向往做一名贤妻良母。先生下厨、买菜、洗衣被我一一拒绝。每日里由我独揽家务琐事并乐此不疲。
开始两年，常听到先生由衷的赞叹，欣赏妻子的能干，叹服女人的耐力。随着时光的流逝，先生逐渐麻木。他看电视我烧饭成了我家一道非常自然的风景线，耳畔的赞叹声由经常到偶尔最后销声匿迹。再后来，当我工作繁忙服务不周时，先生的微词渐多，我终于沦落到劳而无功、劳而有过的境地。
一次女友来访，谈及某日亲自下厨为其先生操办生日，此番举动令她的先生好生感动，并由此对她倍加怜惜。相形之下，我不由得哀叹上天如此不公。冷静下来究其原因，是我忽略了一条基本的经济学规律——边际收益递减。女友难得下厨，奉献行为稀缺，边际收益很高，而我的奉献如江水滔滔，长年累月托负着家务之舟，自然淹没了感觉。况且水涨船高，夫妻博弈如同斗鸡，其纳什均衡是你进我退。先生由赞叹到麻木直至挑剔，精确地描述了这泛滥的奉献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常言道：“久居兰芝之室不闻其香”，伦理学崇尚克已，奉献、博爱，而经济学注重成本收益的比较。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婚姻更像一张契约，体现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界定着双方的权利义务，即使像七仙女和董永这样的“天仙配”，也得“你挑水来我浇园”。家庭也像团队生产，激励约束不相容同样会产生偷懒及搭便车。贤妻良母不仅自己的收益成本不对称，而且会带来较大的外部性，例如造就先生的懒惰，儿女的低能。由贤妻良母导演的家庭悲剧也屡见不鲜。边际收益递减律提醒女性：贤妻良母难做。在为家庭做奉献时是否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
书越贵越买——读书的成本是什么?
购书的费用在我家的消费支出中占一定的比例。一本好书给人带来的效用几乎无法用货币度量，在我看来购书是一种消费者剩余很大的理性行为。因此，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我和先生、儿子均有读书癖、购书癖。但购什么样的书，它是否满足一般的需求定律，这在以往的购书行为中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前几日，儿子买回一套世界文学名著，书的内容固然不错，但其印刷和纸张的质量很差，当然书的价格也较低。目睹儿子非常辛苦地阅读这套字迹又小又模糊的书，我不由得思考读书的成本是什么?读书的成本主要是读书所费的时间，而不是书的价格，购书的成本与阅读所耗的时间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为了节省区区几元钱，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且可能造成视力的损害，实在得不偿失。为此，我劝购书者，书越贵越买，花大价钱买好书。一本质量上乘、装帧考究的书，不仅会节约你的阅读时间，还具有收藏价值。此外，高价带来的信誉租金也是对作者、出版商写好书、出好书的一种激励。
吃剩饭的成本——更大的浪费
一日接到婆婆患脑血栓的消息十分焦虑，十余年相处我们已经情同母女。婆婆年逾花甲体态超常，每每为她买衣服都耗去我许多的搜寻成本。想婆婆一辈子含辛茹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如何长出这多余的脂肪酿成血栓?却原来早在20年前，婆婆家生活拮据没有冰箱，每当饭菜剩下，婆婆舍不得扔掉，常常是勉强多吃，多余的卡路里使她日渐臃肿并从此留下隐患。
剩饭该勉强吃下还是该扔掉，值得思考。从小我们就接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家长大多告诫孩子，将碗里的饭菜吃光。即使现在外出做客，也常听到有人相劝“多吃多吃，免得浪费”。剩饭扔掉是浪费还是勉强吃下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会有悖常理。做熟的饭菜若不便保存及交换便是沉没成本，这是一笔已经付出的开支，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不可能将熟饭再变成生米。理性的人在决策时应忽略沉没成本的存在。目前的选择是吃还是不吃，应该比较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多吃剩饭的成本与收益。当吃下的成本小于收益时就该吃，否则就不吃。勉强吃下的成本首先是生理上的难受，俗话说胃是自己的；其次是过量的饭菜对身体的一系列破坏(据说最佳状态是八分饱)。而其收益至多是下顿饭少吃半碗。由此可见，将剩饭扔掉看作是浪费，将剩饭破坏性地穿肠而过看作是节俭，显然不是理性的逻辑。
孝顺的“代价”
结婚以来对先生最为感动也最为恼火的是他那份孝顺，身为大家族的独生儿子，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常让他十分自责。好在先生和我均在高校任教，那一年两个假期弥补着这份缺憾。每到假期来临，先生便迫不及待地将妇携子，迢迢千里返回故乡，10余年20多个寒暑，我们毫无例外逆向选择，直奔那黄沙飞扬的故土，以至于久居美丽的滨城，竟不识它严冬的温暖和酷暑的清凉。好在前几年交通费用不高且学校生活比较悠闲，探望父母的机会成本不高，探亲的收益支付孝顺的成本后尚有较大的消费者剩余。毕竟那是一份骨肉亲情，在公婆人前人后的夸赞中，我获得了一份心灵的满足，况且我父母和公婆同居一地，提高了我和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凝聚力。
随着时光的流逝，孝顺的价格上涨，原因如下：
其一是回家的次数太频，边际效用递减。一年做两个月的常驻大使，平均驻扎父母大本营的时间超过了同城的其他子女，那份亲人相见的惊喜和激动逐渐让位于平淡与习惯，我们和父母模糊了相隔千里的感觉，倒像是我住村之东，君住村之西。
其二是孝顺的价格具有相当的刚性，宜上不宜下，再加上我和先生均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偏好，双方的父母将我们的收入高估了3倍，遇到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我们出的“份子”总比别人高出许多，再加上交通费用的直线上升，探亲的费用在我们一年的总支出中至少占去三分之一。
其三是我和先生在家乡的声誉确立后，淡化了独善其身的激励，经常回家免不了会遇到看又看不惯，管又管不了的事情，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的消费者剩余。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的家乡之行常常是遭罪、花钱、惹气、讨烦。我们是那两个大家庭的至亲骨肉，做不到客人般的超脱。
其四是随着我和先生职务和职称的提升。其时间的机会成本加大，当市场经济之风吹入校园后，教师的生活也没有了往日的悠闲。每次探亲归来，看见同事或读书、或撰文、或挣钱，心中十分焦虑。面对着先生这一年两次大迁移，我开始了抵制运动，“难道只有我们有父母?”这是我经常发出的诘问。然10余年的重复博弈，先生对我的策略空间具有完全的信息。常常是，我：“怨声载道”，他：“忍气吞声”；他：“我行我索”，我：“嫁鸡随鸡”。毕竟孝顺是一种美德，毕竟我对身边这个孝子从心里有几份敬意，况且双方父母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大迁移一经习惯，断没有节约的道理。尽管起五更爬半夜地赶车日见吃力，尽管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旅途让晕车的我和儿子吃尽了苦头，歌中唱的“常回家看看”让我付出不小的代价，以至于经常感叹，孝顺是奢侈品，消费它需要足够多的时间与金钱，足够强的体力和精力。同时对西方国家淡如水的人情、亲情有了深刻的理解，却原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六亲不认”除道德沦丧外，还有几分经济学的道理。
让我头痛的另一件事是公婆的光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住房条件的改善，这经济负担加重和行动方便不方便已不是主要问题，要紧的是老父亲一辈子习惯了前呼后拥，需要有人陪说陪听。先生工作繁忙加上对父亲的畏惧心理，陪说陪听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我头上。老人喝起酒来常常忘了时间，我在添饭、上菜、倒水之余装作十分专注的样子倾听他老人家已经重复几遍的故事，偶尔还要询问早已熟知的细节，以便不扫老人的兴头。这样的日子若是十天半月倒也罢了，偏偏是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孝顺使我在这段时间内除应付工作外，无暇顾及其它。
老父最后一次来时，我正备考博士。惊闻老人要来，联想那是日复一日的陪说陪听，一句混账话脱口而出：“能否寄给老父3000元钱，让他老人家到南方看看”，看来我将那陪说陪听明码标了价，然终因这话太混账，我和先生均无胆量向老人表达。
父亲体谅我们的艰辛，自带一个小保姆来到我们这个小家(婆婆已过世)，我顺水推舟向老人陈述我目前的困境，讲明绝无时间像过去那样奉陪，深明大义的父亲自然十分理解，每次吃饭我都行色匆匆，虽然有言在先，也生怕老人话匣子一开我便无法脱身，父亲有保姆照料，我和先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一日我偶尔回家，见老人正呆呆地望着窗外，目睹昔日说一不二，威风八面的老父，如此落寞和孤独。不由得心头一热，并引发我一番思考与自责。父子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父养子小，子养父老”，由于生命周期的不平行，父子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使出现了不利于父辈的时间差，父母含辛茹苦节制即期消费，将收入、时间、心血投资于能给他们带来晚年幸福的子女身上，然而父母的投资能否得到预期的回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自为的子女在父母义务先行后，完全可能萌发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这份不平等的契约使父辈承担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并非所有的子女都能给父母以回报，更不用说是对等的回报。难怪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感叹“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父子契约是否能全面履行，除法律、道德的约束外，更多地依赖于子女的良知，而我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去追求行为的局部均衡点时可曾想
过老父的偏好?风烛残年的老人将自尊和受人尊重列为第一需要，陪说陪听固然对我的机会成本很高，但对老人的效用更大，从我和老人的一般均衡角度分析，这陪说陪听虽不是帕累托改进，却也有社会净福利，于是我又恢复了陪说陪听的生涯。但备考博士生的压力和诱因实在太大，我那陪说陪听免不了偷工减料，其质量和数量均不如从前。伴随着我迈进博士生的门坎，老人坚持半年后返回老家，那里毕竟还有他割舍不下的亲朋好友及三个女儿。
去年5月，老人辞别人世，过去曾让我感到成本很高，不堪重负的常回家看看和陪说陪听忽然变得珍贵无比。10余年二十几个寒暑的风尘仆仆，那几次持续数月的陪说陪听都化作温馨美好的回忆。正是这无价的回忆，抚慰着我和先生心灵深处的遗憾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