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先生告诉我们，在他的书店里《比较》自第一辑以来，三年出版的18辑是齐全的，因为总有一批批新的读者会来找最早出版的《比较》。这让编者既感激又感动。再看当当网上六月初的经济类“飙升榜”第一辑也赫然在目，想必是因为北京恰有若干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云集，使人们重拾这本书，搜寻林德贝克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论与回顾中的信息吧。书，就是这样，不象报纸、月刊那么快捷，却常有温故知新的效用。翻开三年来的每一辑《比较》，有相当篇幅讨论的是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三年后换了新封面的《比较》第19辑，依然沿着这样的主线，秉承“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的宗旨，奉献给新老读者。
国内熟知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在《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中说，过去的近二十年，经济学家大致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来说，“制度是重要的”。接着他就提出一堆问题：如果制度只是一大堆成文法典、林林总总的组织实体和人类精心设计的其他设施，那么经济绩效糟糕的国家为什么不抛弃“坏”的制度，而后效经济绩效优良国家“好”的制度？难道这仅仅是因为政治家的腐败无能？如果的确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能苟延残喘？这种苟延残喘本身是不是一种制度？或者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一国“好”的制度是在独特的路径依赖的方式下形成的，因此它们不宜效仿？这是否也意味着不可能有制度“创新”？青木教授在这篇提交给第十届国际熊彼特学会的演讲稿中，引入了以博弈均衡为基础的静态制度概念。他把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非连续的、自发的均衡转换过程。博弈论的制度均衡观运用了熊彼特关于创新性质的基本观点，即以创造性的毁灭来理解制度。并将熊彼特原始意义上关于生产要素组合的观念扩展到博弈组合，以此检验非持续性的均衡转换是如何等同于制度变迁。
本辑《比较》特别向读者推荐《展望法与经济学的未来》一文。法与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六七十年，翻开时下法与经济学的主流刊物，我们会发现，法与经济学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法律法规设计、公司机制谋划、个体行为测度等各个领域。国内各界也越来越重视法与经济学。在《比较》进行的多次问卷调查中，也反映“法与经济学”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1997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主办了一次圆桌会议，加里·贝克、罗纳德·科斯、默顿·米勒、理查德·爱波斯坦、理查德·波斯纳等人是这一重要的圆桌会议的主角。这些在法与经济学领域耕耘多年的大师，坐在一起，反思、评估在过去50年中，法学发生了什么变化，经济学发生了什么变化，法学与经济学相互之间又有什么影响。在法与经济学中，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哪些领域的研究最令人失望或可以说是失败的？在法与经济学中，哪方面的研究最值得期待、最有希望、最重要？应该如何开展这些研究？像加里·贝克就认为：法与经济学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法与经济学运用了三条基本原则：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与尊崇效率。第二，法与经济学并没有遇到什么系统理论的批评或挑战。而目前，法与经济学正步入一个更贫瘠的静止阶段。法与经济学的第一个高潮期已经过去。默顿·米勒则指出：金融学提供了许多研究方法，这些在研究法与经济学时都用得上。相信大师们的洞见与睿智会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大师们的幽默与诙谐也会让读者深刻体会研究探索的趣味。
“前沿”栏目的两篇文章都是综述性的。一篇是刚刚访问过中国的萨拉-伊-马丁的《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文章特别强调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质性贡献，讨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如何拓展了对经济学认识的几个重要方面。例如，目前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在处理经验问题上显得更加慎重，从而导致了许多极为有用的数据库的产生。新增长理论把经验研究和经济理论的预见性更紧密地联系起，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但是，要害的问题是，“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到底是生活在一个生活水准更穷的国家将比更富的国家增长更快的世界，还是生活在一个富者将更富、穷者将更穷的世界里？”作者坦承，虽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拥有好的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是，一旦考虑要如何在实践上来改善这些制度时，我们仍然处在非常初始的阶段。许多贫穷的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理解这一巨大失败背后隐含的各种原因，是经济学专业人士在新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
另一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是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学家克劳德·梅纳尔近期对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发展的一个相当全面的评论。由科斯所领航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称呼，在经历了长时间停滞之后，最近20年围绕着各种交易及其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概念得到了精心阐述，并且，相关的经验检验与应用方面的研究以一种经济学上少见的速度在急剧增加。但是，和任何创新性研究领域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已有的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非主流经济学家们主要攻击其所做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家们则批评新制度经济学缺少数理模型来支持推理和得到可检验的预测假说。文章从前瞻性的角度，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而提出了若干意义重大的问题。
楼继伟的《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与金融深化》是为一个金融和财务的前沿论坛所做的发言整理而成。谈及的内容是有关金融深化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机制，使得企业能够灵活的规避风险，能够灵活的融资；使得宏观管理者能够调整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能做调节。作者指出，这个机制就是深化金融市场。文章针对我国目前监管部门林立责任却不明确，协调很差的状况，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明确政府的作用是监管，而不是管制，特别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部门一边在监管，一边在参与市场操作。“政府的监管首先是制定风险揭示的规则，并且强制所有交易者做出风险揭示，政府还应该制定交易的规则，更为开放的作法是审核交易者自律制定的交易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要构建我们的制度，各个部门都应勇于承担责任，承担风险。”
最近，各媒体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有大篇幅的讨论，更被许多人视为是一场不成功的改革。《比较》第7辑曾经发表过一组文章，讨论了这一主题，引起了很大的反向。我们对医疗改革也一直保持关注，在卫生部酝酿出台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和法规之际，我们特地想读者介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顾昕的《中国城市医疗体制的转型》一文。作者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医疗体制的改革过程，他的分析表明，诸多问题出现的根源是，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过度市场化和过度排斥市场并存的现象，致使医疗服务体系成为“在公共卫生的外壳下，一个由私人付费，没有监管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要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入手来解决问题，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进程。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比较》编委王则柯最近向我们指出，《比较》、“略略未尽人意的地方，是在认真研读理论文章之余能够轻松阅读的篇章相对较少。如果《比较》能够适当安排一些专业术语少一些的‘老少咸宜’的文章，想必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而王则柯教授身体力行，他的《把握拍卖的市场背景》一文，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读后记，是对《比较》第16辑米尔格罗姆的《拍卖理论的应用》——仿佛有一种类似“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的感觉——的进一步阐释。
瑞银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对中国经济有持续的关注，他的文章经常见诸国内报刊。他的《“中国之恋”的终结》一文指出，国内宏观经济的变化将导致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中美关系进入更多冲突的时期，而且可供选择的应对手段有限。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经济近期的变化显示，虽然继续保持着迅猛增长的势头，但它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中国已经从顾客变成了竞争者”。为期两年的热恋接近终结。作者没有找到明确有效的应对办法，只是提醒有关的决策者，应该为未来的不宽松的环境做好心理准备。
《转轨经济中证券市场的治理：来自中国的经验》是许成钢和他的合作者卡塔琳娜·皮斯托的近作。文章以中国股票市场最初的发展作为案例，通过研究提出行政治理能够替代正式的法律治理。转轨经济中的股票市场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治理结构，且面临严峻的信息问题，因此会因为这些不利因素而走向失败。而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阶段的主要治理机制是以配额制为核心的分散行政治理结构，它替代了正式、标准的法律治理功能，帮助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同时文章也证实了，这并不表明从长期看，该机制要优于标准的法律制度。最近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该机制的局限，今后的主要工作应转向寻求建立正式的法律机制。
在“新书架”栏目中，我们摘编了由我们编辑并即将出版的《石油的终结》一书部分内容。作者保罗·罗伯茨是长期活跃在能源、产业发展领域的记者、专栏作家，他在序言中坦承：“本书的许多内容将主要针对美国。尽管新的能源经济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他进而批评说，美国为了“捍卫全球能源经济的基础设施，可以使用几乎任何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使之免受任何威胁。”当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能源与环境的时候，这本书提供了相当大的信息量，讲述了一个真正的新能源经济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或者经济发展所致，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变革的行动：全球合作的排污权拍卖、征收激励性税收、政府制定响应的政策，才能在市场起根本作用的基础上，给能源生产和消费带来革命性和可持续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