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也许，眼下的石油价格飙升和能源紧张的局面是个好事，关心增长模式和环境保护的话题在各种媒体铺开，有报导说中华环境保护联合会一项调查表明，有97.5%的人赞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但有45.7%的人却不同意“为了环境保护，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其实，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说到底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府角色的定位，如何让市场设计得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拥有强国梦的民族，这一场关乎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肯定是极为重要的，也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刻。这不仅仅是环保部门、能源部门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官员如何摆正其“政绩观”的问题，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开始思考那些专家们早已探讨、辩论、设计的制度性的原则，以及背后的理论与细节。为此《比较》第20辑辑录了四篇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文章。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中的一小节。施蒂格勒的贡献在于“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同时还分析了经济管制的途径，提出了管制者常常要受到被管制者行为的影响，即“管制俘获”问题。这篇短文特别强调了背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凡是个人和私人机构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都要移交给政府去解决，这种倾向似乎是一种天性。” 施蒂格勒坦承道：“斯密，及其前辈和后继者们几乎总是致力于建议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头几十年里，我也是如此。”他说自己的研究发现之一是，“无论公共政策的初始目的多么公正，政策最终总是倾向于牺牲政治实力弱的团体的利益，来帮助政治势力强的团体。经济学家们不仅是政府管制问题的勤奋学生，而且他们也逐渐扮演着管制者的角色。”其中，他举出了美国“清洁空气法”的典型例子。
约翰·麦克米兰的《市场设计与环境治理》认为，一个设计良好的竞争市场，可以把资源配置到那些能够最好地利用它的人手里，因此，市场有时候是可以为公共部门服务的。市场不可能完全替代政府，但是在某些领域，它可以帮助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环境保护不可能完全交由自由市场去解决。被环境污染伤害的人通常拿排放污染的人没有办法，破坏环境的企业会给社会制造外部成本，却不会包括在自己的会计成本之中，所以企业并没有一个基于市场的激励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要想保护好环境，政府就必须加入进来，填补这一空白。文章介绍了美国引入“污染物排放配额制度”的例子，来说明这样一种市场设计并没有让政府放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而是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实现控制，让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政策目标。作者特别指出，“尽管环境污染许可证的交易十分成功，但是在它们最初被引进的时候，市场设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政府采用了一个有缺陷的污染物排放权配额拍卖办法，这个缺陷是很有意思的，它充分揭示出，那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市场游戏实际上至关重要。”这一点看上去很“技术”，对我们来说却是很重要的总结。
罗伯特·哈恩的《经济学对环境政策的影响》相信对读者了解这一领域有相当帮助。本文考察了经济学对于制定环境政策的影响，且集中讨论了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现象：一个是为了达到环保目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激励机制的应用，比如污染排放许可权交易；另一个是在监管决策中，人们对应用收益—成本分析这样的工具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作者认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工具在环境、健康和安全监管的形成过程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政策会变得更有效率。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性，可以用环境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加以解释。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不应该简单地局限于出好点子来影响政策。他们还需要理解政治过程如何影响结果，还需要积极地将恰当而可行的经济工具推销出去，以促成更为高效的环境政策。”
近年来，国际上环保活动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对GDP和相关的社会核算体系表示失望，而这二者是国民经济表现的可靠计量手段，并因而作为政府重大决策的合理基础。批评意见集中认为在计量GDP时没有反映以下两个重要现象：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损害。乔·达姆斯塔特的《绿色GDP：值得么？可行么？》文章认为，应该将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体系扩展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来，更好地为环境与经济的互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我们判断国家是否正在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在消耗着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并且提供与不同规则、税收和消费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相关的数据。
新开栏目“课堂笔记”因《公司金融泛谈》而起。这是一堂名副其实的关于公司金融理论现状和发展的课堂笔记，对于阅读〈比较〉的最多的读者——高校师生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文献综述和梳理。作者姜纬曾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米勒，200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与经济系副教授，开设MBA、EMBA和博士生公司金融的课程，她获得过EMBA优秀教学奖。确实，她在2005年6月16日为《比较》编辑室编辑的讲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学术上的享受，我们将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在《比较》第7辑曾刊登过土居丈郎和星岳雄的《为“财政投融资计画”买单》的文章，分析和讲述了日本政府在70-80年代大力将国债、FILP用于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些项目和计划建设了不少或毫无效益或永远也收不回贷款的道路、桥梁和设施，计算了留下的巨大坏帐。《日本——大兴土木的国家》可说是这一故事的延伸，作者阿列克斯·科尔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以他的视角分析了匪夷所思的“土建国家”日本为什么那么热中于“换地”建设。在过去的50多年里，日本政府每年投入数十兆日元不断推进各种土木工程项目，诸如筑坝、海滨河岸侵蚀防护、洪水控制、道路建设等等。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流通过公共事业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政治团体，为了维持政府部门之间的平衡，预算资金必须全部花光，计划规模必须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具体负责操办的政客可以获得非常诱人的好处费，通常为每个公共事业预算的1%～3%。而那些建筑行业的工人、原先的农民依赖于不断发展的建设业为生，整个日本经济因此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旦停止工程建设，就会有无数的人失业，从大兴土木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就会群起反对。从这层意义而言，日本是真的患了 “建设中毒症”，除了不断加大药量，中毒症患者的生活将无法继续。当然，大兴土木给国土造成的环境上的毁灭，是作者刻意强调的另一个重点。
帕里西的《法与经济学中的实证学派、规范学派与实用学派》讨论和介绍了在法与经济学相对较短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的三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实证学派或称为芝加哥学派，和规范学派或称为耶鲁学派，以及发端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实用学派。实用学派的发展为法与经济学提供了第三种视角，其既不同于完全的实证学派，也不同于完全的规范学派。这些学派之间存在一些争论，伴随这些争论的还有各种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例如关于经济学分析在法律制度设计中所起的恰当作用，以及在政策分析中所使用的评价社会偏好与总福利的工具所具有的局限性。本文对这三个学派的讨论无疑有助于激发人们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兴趣。
世界银行专家约阿尼斯·凯西德斯去年曾来中国参加一个讨论监管的国际会议，并提交了《改革基础产业：民营化、监管与竞争》一文。编委高世楫推荐这篇文章说，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而言，怎样制定良好的监管机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此文即使是去年写就的也并不过时。作者指出，近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些加于公用设施之上的、对竞争和所有权结构的限制并不利于公众利益。铁板一块的垄断性企业使服务极端恶劣。正由于上述这些问题，过去20年间，基础产业方面的公共政策经历了重大变革。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公用事业实施了意义深远的结构调整，包括对其中很多服务实行了民营化。文章引用了近来的经验性研究，对公用事业民营化及监管的分配效果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重要的潜在缺陷，即监管能力薄弱，以及一些具体挑战，如资费调整应适用何种标准、进程多快为宜，以及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促进普遍服务的提升。
王则柯教授这次实在又是有感而发，谈了关于《民办教育的两个症结问题》，对于当前的大学教育可谓是忧心忡忡。他引述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的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精辟话语，揭示了“大师”与“大楼”的基本关系，道出了大学的真谛，承认它是大学必须秉持的基本办学理念。
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近来有不少学术出版物，但它依然是一个相对少受人关注的领域，当读者杨勇给我们推荐了《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评述》一文时，我们决定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因为正如作者所说的：“经济史研究致力于理解历史长河中经济变迁的性质和结构。在过去的1000年中，中国在疆域面积、市场广度、人口数量、技术发明范围、环境控制程度、制度的类型、政策或规划的多样性、国际影响范围等诸多方面达到了前现代社会的巅峰。在历史面前，经济史学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从可供使用的丰富的历史资料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包括了经济史中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重要性和作用依然不可小觑，在21世纪，学术界会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史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和低就业的总格局，全国人大财经办公室副主任刘鹤的《对高增长、低就业格局的初步研究》一文分析了形成高增长、低就业格局的主要原因及其不利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城市化、要素价格、劳动力流动、技术政策的实施等，是一篇资料详实的形势分析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