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原因，及其近来的成功治疗，足以为鉴
随着200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海内外业界高度关注：其一，日本经济重振对世界及亚洲经济的影响；其二，日本经济过去十余年沉浮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问题相对简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复苏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意味是显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最有启迪之处，我们以为应当集中于对制度转轨的理解。
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清楚，日本的经济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改革的艰难，造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日本总务兼邮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承认，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达到2％－3％，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日本没有遭遇东南亚或者韩国那样暴烈的经济危机，因而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于是在停滞中一呆就是15年（参见本期《财经》“封面文章”）。
日本的产业－金融－政府政策一体化，造就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其原有的终身雇佣制也导致国民对传统体制的依赖。因此，纵使“小政府”和进一步市场化对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更为有利，这种转轨却因为无法分摊成本而无法启动。
拖延则意味着时机的丧失，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泡沫滋长及其崩溃。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在泡沫破裂时期导致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失衡，经济增长水平持续滑坡。这种“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Kashyap的测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 2001年，日本银行业累积不良资产达83万亿日元，占当时GDP的16.5％，经历年核销仍有42万亿日元损失余额，占GDP的8％。如果结合政府金融机构损失约78万亿日元，金融体系损失余额大约为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纳税人直接及或有承担的损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银行业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资源配置作用，并在不完善的银企借贷关系中承担了巨额成本。高负债、低利率导致日本诸多企业成为没有自有资金的企业，同样，银行也因不良资产过高出现资本金的明显不足。因此，把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也成为我们的亚洲邻国改革的目标之一。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削减不良资产存量以改善经济主体本身，进而革除银行运行中的体制缺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性目标。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所理解和执行的是两种改革——被动改革和主动改革：前者系处置不良资产，而后者的突破口是邮政改革。
邮政改革既意味着走向“小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一家占据着国民储蓄25％的“政策性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而回归民间。日本所经历的改革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十分渐进，颇有些“不知不觉”；而事实上，改革对于日本社会、企业和政府所产生的震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可知可觉、强烈而且持久的。无论如何拖延，社会最终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在竹中平藏看来，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绝不可贻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