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尽管研究领域比较宽，但是我的思想逻辑是统一的，这就是对市场体制的坚定信念
2、我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但我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3、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
4、学者不代表任何人，包括大众
5、评价学者不应用代表利益的标签——那是对政客的问题
6、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为学术界所不齿
7、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已经逾越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8、当年研究室的领导和同事宋国青（CCER教授）对我在学术上的启发和帮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是我最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常常令我自愧不如。
9、茅于轼先生是我80年代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茅于轼先生是最精通价格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一直是我做人和做学问的楷模。
by dongfangbo @ 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89789
20世纪80年代是最激动人心的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体制转轨中的矛盾不断暴露，中国经济学家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改革的实践也培养了一代经济学家，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丰富起来。作为初出道的年轻经济学者，我有幸直接参与了当时有关改革政策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对改革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论著，这是我深感自豪的。这期间，与当时大多数站在改革前线的经济学者一样，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可以说，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去思考、去探讨。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显得有些不太专业，但在当时，每一个现实的问题都对我有吸引力，并且自认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很难抗拒诱惑而只专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不过，尽管研究领域比较宽，但是我的思想逻辑是统一的，这就是对市场体制的坚定信念。
本书收集的是我在1982~1987年发表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在当时的经济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有些论文中的观点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一定的直接作用，我将它们分为七编，每一编都写了一个“提要与说明”，以使读者对论文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也有助于读者评价我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所在。为展现时代感，文章本身此次出版未作任何修改。
从1982年上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有23年的时间。从我自己的经验看，中国经济学家最难做到的是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以我的判断，大量的经济学论文和文章都充满了套话、假话。
我聊以自慰的是，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人云亦云，也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当然，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这一点读者可以从这本文集中体会出来。
从1984年底到1990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近六年（期间有一年去牛津大学进修）。作为国家机关的研究人员，我的职责应该是从事政策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但我个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者，追求的是理论上的彻底性。对我来说，每个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绝不为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作注脚，也不会为迎合政府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观点。我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政府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当然，我也不会因为政府没有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指责政府不尊重学者的意见，因为我明白，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我不愿意纠缠于一些概念之争，而是喜欢单刀直入讨论问题。在整理这本文集的时候，我对每一篇文章都通读了一遍，我自以为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这是彻底的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当然，书中的有些观点免不了有历史和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过去一些学者不敢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上不敢这么说，因为有政治压力。现在这样的压力越来越小，但今天的经济学界面临着另外一种压力，即公众舆论的压力。当前社会上有关经济学家“独立性”的议论不绝于耳，但现在一些人所谓的“独立性”，实际上是献媚大众，误导甚多。在我看来，一个学者的独立性，是在学科规范下，思维逻辑、学术思想上的独立性。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什么结论就说什么话，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但我们评价一个学者的思想的时候，也不能用代表哪种利益的标签——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只能问，他做的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符合科学规范；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逻辑，这是最重要的。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才是真正的学者。我们之所以需要科学，是因为真理往往与多数人的认识不同。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哗众取宠，像商人一样，公众想要什么就兜售什么，尽管个人可以出名，但对社会的损害极大，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如果未来不能形成一批真正有独立学术精神的人，或者这样一批人受到非常严重的摧残，无论是以语言暴力还是其他形式，和谐社会都不可能形成。
我必须指出，当前一些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现象蔓延下去，社会上的好多人都将越过做人的道德底线，这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在本文集出版之际，我必须表达对20世纪80年代体改所的同事们的感激之情。我的不少观点是在与同事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没有那样一个自由宽松、追求卓越的学术气氛，我不可能提出那些既对当时的改革政策产生影响又具有一定学术生命力的观点。今天，我当年的绝大部分同事已弃笔从商或从政，不再从事经济学理论或改革政策的研究，我一直为此感到非常遗憾。我要特别感谢我当年的研究室领导和合作者宋国青，他对我在学术上的启发和帮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是我最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常常令我自愧不如。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是与他合作完成的，我感谢他同意我把这几篇合作论文收集在我的个人文集里。我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中，他的贡献比我的大。
我还要感谢茅于轼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他是我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张五常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基本同意。我以为，茅于轼先生是最精通价格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一直是我做人和做学问的楷模。
最后，我还要感谢肖梦女士，没有她的督促，我不会花时间整理这本文集。她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和组织者，她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别人不可替代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女士和责任编辑张慧卉女士对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张维迎
2005年12月5日
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