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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人力资本和大学生失业

首先,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定价机制被严重扭曲了;其次,定价机制扭曲的根源是政府的不当行为;第三,政策制定者们应当对市场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有清醒的理解

  就像中国的其他问题一样,大学生毕业找工作,也逐渐演化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了。一个问题从简单到复杂,从各方利益分化的萌芽状态,到既得利益诸结蒂的牢固和僵化,终至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界。然后,也像“奶粉”、“矿难”、“住房拆迁”和“拖欠工资”这类问题一样,从各种角度尝试以简单方式解决问题的努力纷纷失败之后,我们诉诸政治方式,诸如“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求一暂时的缓解。数百万大学生牵涉数百万家庭的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人人关心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这样或迟或早要成为国家“议事日程”里的议题了。

  达尔文说过,在一特定场域内的物种,初始简单者,只需假以时日,终能演化为纷繁多样的生态。这就是“复杂性”,它是介于“静止”与“运动”之间的结构。它从“混沌”的边缘产生“秩序”,再从秩序内部产生颠覆秩序的“变异”;它冷漠无情,它无规律可寻,它不可能被任何精英群体或聪明的头脑操纵。它是伯格森和怀特海的“发生哲学”里所谓的“时间”,它的涌现过程被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认为是“非严格决定的”——这是一个微妙的词语,它包含下述推论:“当预测准确时,它便不准确了。”

  按照经济学简约主义的思路,如这篇评论的标题所示,在“教育”与“大学生失业”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人力资本”。不错,这概念从它生命的开端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结束时,美国经济学家、1992年的诺奖得主贝克尔宣称,世界进入了“人力资本的时代”——知识和教育决定一切。

  中国经济为何能够持续几十年高速增长?我不能解释这一足够产生若干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的重大问题。不论怎样解释以往的增长,经济学家基本达成了共识的,是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变为“创新驱动的”或“人力资本驱动的”,这一共识导致了政治家们称之为“增长模式转变”的口号。

  这样,我们可以描绘一幅理想图景:社会投入到“教育部门”里的巨大资源之流,被不断地转化为“人力资本”;然后,这些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动机”的资本总存量的增加部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面对现实世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教育的“失败”和大学生的“失业”,是怎样发生的呢?

  根据许多案例,不难列出一些可以被当做直接因素的解释变量:(1)高等院校“扩招”的本科生,自2003年开始陆续毕业,高校毕业生人数成倍增长,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2)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意返回西部,与发达地区的毕业生竞争就业机会;(3)高等教育的知识性内容并未在“扩招”运动中发生本质改变,这使许多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并非迅速转变为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尤其是“职业教育”与“正规教育”的结构调整,部分地由于民众的市场生活经验尚未获得充分积累,部分地由于教育体制障碍,变得极为艰难;(4)一小部分应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和“隔代养育”导致的家庭教育困境,一大部分应归咎于我国教育的长期“失败”——即过去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教育的失败,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享有“自私的一代”的名声。这一成见,它的经济学含义是“不懂得合作”,相当严重地影响了“80年代人”的就业及职业稳定性;(5)或许基于包括家庭和同乡在内的相当广泛的社会预期,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已经形成了对未来就业机会的“个人偏好”。部分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形成这些就业偏好具有强烈的趋同性,例如,“公务员”被普遍认定应当优先争取,其次是“出国深造”或国内“外企”。部分地与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相似,例如,“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他们都把都市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置于远比初始收入水平更高的优先等级上。事实上,许多大学毕业生预期的初始工资是每月1000元,与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月薪相差无几,最近更出现“免薪试用”的大学毕业生。

  我相信,上列因素联合起来,可以解释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70%的原因。其余的未列出因素,或许包括:(1)近年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2)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的扩散导致对“高级蓝领”而不是对“白领”需求的迅速扩张;(3)因毕业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迅速改善而产生的“财富效应”,故而就业意愿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得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印象。是的,我在开篇写了那段关于“复杂性”的文字,其用心十分深远。不过,让我回到经济学简约主义立场上来。“人力资本”变量毕竟是上列因素发挥影响时必须借助的最重要的中介变量,或者,换句话说,对经济学家而言,上列因素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千百万种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的定价。

  当我们指出教育和医疗的体制性失败时,我们的意思是:首先,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定价机制被严重扭曲了;其次,定价机制扭曲的根源是政府的不当行为;第三,政策制定者们应当对市场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有清醒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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