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着书──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11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欲会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双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这你明白吗？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胶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萨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不就是萨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零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我也曾经多买了一本《新人生观》，万分郑重而且想必深情款款地送给当时的情人，书扉上的题字也依稀记得：
勿草草人生 应台一九七一
那人后来就草草不知去向。
不看尼采和萨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念又难记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萨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零年代的大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①
不是教育，就是灾难
从罗家伦到七零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零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结构里，大学生逐渐从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转化为井然有序的螺丝钉──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家国重任的屋顶依靠的不是几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摊给了无数的小钉细目。
小钉细目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样的结构里，教育的目的──从小学到大学，便很清晰：君权时代你必须培养贵族和菁英来领导国家，民主社会的有效运转，却得依靠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用教育来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献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国王Pericles的“阵亡将士国殇演讲”里所揭示的：
（和斯巴达比起来）我们的制度尊崇多数决，而非少数，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民主。在我们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贫穷都不能凌驾于能力的表现，有能力必被拔擢。我们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领域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我们极端宽容，却不流于混乱……我们培养品味但不失之奢华，我们学习知识但不流于无力……我们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又极具判断仲裁之能力。其他国家把公民的意见当作欲去之为快的“麻烦”，我们却认为公民参与是智慧决策的必要前提。
观念之前进，态度之自信，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比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统演讲还要气魄从容。
也是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H.G.Wells在《历史大纲》（1920）里写了这一句话：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②
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眼前的歧异纷争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决定在我们──“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发现，三十年后，竟然又绕回到青年时期读到的萨特。然而这并不奇怪。萨特打过仗，当过德军的俘虏，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积极地从事地下抗敌工作。他太清楚战争与和平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时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萨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罗家伦时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间，第二个关键而巨大的时代变异，是全球化。科技的发达不仅只改变了空间距离，更颠覆了六十年前的国家主权观念：
一个希腊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国或欧盟任何一国，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业置产，可以投票选举，甚至可以自己参选。跟他谈传统的“爱国”，从哪里谈起？他要效忠哪一国？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八国和第九国的护照，最后他在第十国埋葬──请问，他要“爱”哪一个国家才叫“爱国”？
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在政权倒塌之后，被国际法庭通缉，审判，他在位时的所有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显然也不再那么绝对。
石油的价钱和货币的浮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国策；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可以迅速波及全球；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挑战国土疆界；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环境协定可以挑战国家主权，迫使个别政府妥协；一个国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响几万里外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生计；一个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胁到万里外另一个海域；百万的商人在外国注册，向外国缴税；千万的移民在流动迁徙，更换国籍；成亿的人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饥荒和疾病、战争和屠杀，以及饿死的孩子的无辜的眼睛，在罗家伦的时代，只有发生在自己的村子时才会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来到眼前，无处闪避；北极的冰山融解，全人类惶恐战栗。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纪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时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今天仍旧跟公民只谈如何爱自己的国，就犹如在一株大树的顶端全力筑巢，浑然不知大树的中节冒烟起火，大树的底端树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钢锯锯着。（上）■
① 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s; 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
② Human history becomes more and more a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catastrophe.
龙应台：作家，现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及香港大学
Lungyingtai@netvigator.com (欢迎来信，虽然不一定能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