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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2007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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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当一百年后书写中国经济的发展史的时候,过去的三十年注定会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转折性的三十年,”《比较》编委钱颖一如是评价。

  “当一百年后书写中国经济的发展史的时候,过去的三十年注定会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转折性的三十年,”《比较》编委钱颖一如是评价。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既见证了改革者破冰而行的艰辛,也总是有改革这在各种阶段的改革进正中突破各种矛盾和瓶颈,在布满了荆棘的改革道路上前行。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从绝大多数人都能受益的帕累托改进式改革转向打破即有利益格局、建立一个和谐、有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阶段。本辑《比较》提供的一组文章,涉及经济形态各异、市场水平不同的国家,考察这些国家的改革经历同样充满艰难曲折,做一番比较,可能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会很有益。

  蔡昉的《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其变化趋势》对近期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随着中国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根据国内外学者的估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到来,已经或者有可能会导致几个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特征性变化: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的所谓人口红利将消失;城乡劳动力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从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虽然,现在断言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还为时过早,但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迫切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在“前沿“栏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温加斯特、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利斯的《诠释人力历史的一个概念》一文试图解答一个吸引无数社会科学家对之提出各种解释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0年内未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产生的制度安排,使少数国家在20世纪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而大多数国家既不能形成繁荣的市场、自由的竞争,也无法保持稳定的政治,提升绝大多数人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作者将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社会秩序”这一概念;并区分了人类社会曾经先后形成过的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秩序、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然后从组织和制度的角度入手,着重分析了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这是因为组织是理解社会如何运作的关键,而制度是理解组织如何形成、如何行动的关键。如果没有组织的开放准入,竞争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理解一个社会如何设法实现组织的开放准入,是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为了诠释社会转型过程,他们还提出了政治和经济双重平衡理论、转型的“入门条件”、转型机制等概念。

  本辑的“法和经济学”栏目,以及“比较之窗”中,是四篇国别比较的文章,论述了四个国家的改革经历。泰国财政政策研究所的皮茨?尼兹默的《僵局:泰国客运业的监管制度》展示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后,泰国客运业监管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泰国的客运业一直牢牢掌控在积弱难返的国有企业手中,危机后泰国政府根据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化进程意向书,制定了客运业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计划,并进行相应的监管制度改革。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会组织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改革收效甚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负责铁路运输的国家铁路公司深陷受管制的低票价和提供糟糕服务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负责公路运输的运输有限公司和曼谷公共运输局的公交车经常不按时运行,制造出滚滚黑烟而且肆意横冲直撞……不仅如此,不合理的体制还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无法在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实现平衡。

  中国政法大学王军博士的《爱尔兰出租车业的放松管制》一文,介绍了由爱尔兰高等法院的司法判决开启的出租车业放松管制。爱尔兰出租车业一直实施数量管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受管制的出租车业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要求放松管制的呼声持续多年,但进展不大,直至2000年2月由四名出租车司机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并由高等法院做出有利于出租车司机的判决。事实证明,放松管制并未导致出租车过度供给,交通事故率上升、新老司机爆发冲突、乡村出租车短缺、车况和服务恶化等负面效果。相反,消费者和经营者都从中获得了实际的好处,遭受损失的是那些投资出租车牌照的人。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利益各方的博弈对放松管制的深刻影响。

  20世界70年代伊始,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澳大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全球第五一路到跌至80年代后期的全球第十五位。自1973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全面的全国性结构改革,内容涉及贸易、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税收、与微观经济结构相关的全国竞争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在这场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委员会主席加里?班克斯在《澳大利亚的结构改革:给他国的教训》一文中总结了澳大利亚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澳大利亚推行的全面结构改革虽然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推崇,但是在推行的时候却面临着强大的政治障碍,这也是任何国家推行这种改革都要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有六个州各自为政的特点,这为执行全国性改革增加了难度。为此,澳大利亚推出了两个制度——为改革提供建议的委员会制度(如生产力委员、工业委员会),以及全国竞争政策的跨辖区框架。这两个制度在平衡既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广泛培养支持改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而对推进改革并维持改革的进展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越南的情况与我们更具有可比性,因为它和我们有着共同的计划经济背景,和我们一样正在致力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我们对越南的改革了解似乎并不多。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武智成和阮秀英的文章恰好为我们了解越南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窗口。在这篇题为《越南私营部门发展的制度变革》的文章中,作者详细阐述了越南私营部门改革的历程,其中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包括意识形态上的解禁、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等。作者指出,越南的改革也和其他转型经济体的改革一样,充满了波折,期间不仅有意识形态的纷争,也有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对越南的政策、决策和执法过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论坛”的两篇文章是对中国当前改革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中国金融市场开始影响全球》根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巴克莱中国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在《比较》编辑室的谈话录音和作者的研究报告“中国制造全球证券市场下跌”整理而成。作者从2月27日上海股市大幅下跌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出发,分析了中国经济从输出消费品、购买全球商品和原材料再到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三个发展阶段,对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思考和建议。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教授等人的文章《建立全民医疗信用保障制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行动计划” 联合成立的“构建全民健康社会”课题组的核心研究成果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医疗保障制度模式“全民医疗信用保障制度”,以求解决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如覆盖面不够,看病贵、看病难,建立一个既公平又高效、真正能给广大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全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经济自由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自由》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布拉纳布?巴丹教授本人推荐给我们的。在这篇短小简练的文章中,巴丹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通往政治自由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他以印度、新加坡以及拉美为例说明了经济自由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自由。比如说印度,有政治自由,但经济自由比新加坡落后很多,而拉美是经济自由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自由的最好例证,在那里钱财阀和有权游说集团支撑的政治权力结构可能绑架,甚至腐化民主政治程序,有时甚至破坏重要民主权利的扩张。 伦敦经济学院马克?尚克曼的《识别技术溢出效应和产品竞争效应》一文根据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讲座整理而成。他认为企业的研发工作至少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溢出”效应:第一种是技术溢出效应,某个企业的研发会提高相邻技术领域的企业的生产率;第二种是产品竞争溢出效应,也就是技术溢出会对产品市场的竞争形势带来影响。他在文章中对提出了区分技术溢出效应和产品竞争效应的方法,并应用于研发政策的分析。结果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在当前四种主要的研发资助政策——资助所有的企业、鼓励研究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资助小企业以及资助大企业中,效果最差的是资助小企业。

  “新书架”栏目是我们即将出版的新书《能力构筑竞争》一书的作者所做的序,作者在序中忆及他与中国结缘的故事,阐述了他独特的产业演进观:能力构筑竞争。并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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